編者按:聽說常州一個1956年出生的退休企業家莊深先生在不到四個月時間寫了一篇接近七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根》,并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根》是以莊深先生的祖父抗日烈士莊坤壽為原型撰寫的。2021年元旦放假的第二天,江蘇理工學院人文學院教授趙賢德博士帶領著常州廣播電視臺高級記者仇松強、記者袁嶺、常州市地方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余忠良先生和江蘇理工學院人文學院學生黃幸桐同學一起來到了位于常州天安河濱花園莊深先生的接待室,就社會上尤其是廣大讀者關心的幾個問題進行了采訪。本文采用問答形式,問是我們采訪的一行人,答是《根》的作者莊深先生。
問:您當初寫這一個小說的動因是什么呢?您作為一個已經退休五年多的人還有這個心思嗎?
答:您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情況是這樣的。2018年的某一天,我已經打算出差到加拿大去了。在臨走的前一天,有幾個朋友到我這里來打牌,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接待室。其中有個我們稱為萬科的朋友說:“莊總你明天就要走了,下次再打牌不知道什么時候了,至少要幾個月不見了啊。”我突然對他說:“萬科老人家,你的回憶錄寫完了沒有?”他說寫了五萬字了。我說“你要抓緊時間把它寫完,當一件事情去做。這樣吧,我這一次出國去四個半月到五個月,你把你的回憶錄寫完,我也來寫一個長篇小說。”萬科爽快地說:“好!好!好!”然后我們就開始打牌了。等到牌一打完,朋友們散去了,我坐在沙發上,想起我寫小說的承諾,心里可謂翻江倒海,肚子里知道的無數事情就像記憶的閘門突然被打開,我們莊家近現代史上的事情像潮水一樣全都涌了出來。我馬上跟辦公室的秘書說,趕緊給我拿張紙,拿支筆來,我要列個小說大綱。
問:您當時是在這個接待室里嗎?
答:是的,我就坐在這里,然后辦公室秘書隨便找了張A4紙,我就在上面推算我爺爺的年齡。確切年齡我不知道,但犧牲在1943年我知道的,然后犧牲的時候是35歲。這樣一推,出生年份我就清楚了。于是我的小說就從他出生那一年開始寫起。因為之前我從來沒有認認真真研究過我的祖父,只曉得他是上海震旦大學法律專業的學生,然后參加新四軍,后來被日本鬼子抓到砍頭,并且把頭顱掛在溧水的城隍廟上好多天。這些事情都是我父親告訴我的,我對我祖父的印象基本上就是這些粗線條的,當然還有很多細節是我姑父和村里其他人告訴我的。
問:您這個小說的動因是什么呢?
答:寫這個小說的動因主要是想激勵一下我那個叫萬科的老朋友,因為他總說他寫回憶錄,可是動作遲緩,我想通過我個人的寫作也來激勵他一下。那天他們走后,我的編寫大綱一出來,我就信心滿滿了。第二天中午,我的幾個朋友邀請我過去吃一頓飯。順便說一句,我在官場上、商場上摸爬滾打幾十年來了,結識了很多朋友,所以經常和朋友們小聚。那天因為高興我喝了不少酒,想到即將開始的小說創作,我心潮澎湃。我想既然我想寫長篇小說,而且構思已經基本出來了,人物主角也已經出來了,我不如宣布一下,如果寫不出來,我就覺得無臉面對我的這些朋友們。這樣做,實際上也是給自己增加壓力。然后我說我要向大家宣布一個消息,我這次去加拿大要寫一個長篇小說。這話一說,大家全都端著酒杯祝賀我。我就這樣自己把自己逼上梁山了,情況都這樣了,我不寫能行嗎?
問:因為要寫一部小說,它得要有一些素材,這些素材畢竟不能憑空設想的,您這些素材是從哪里來的?您之前的準備是怎么做的?
答:首先講一講這個素材。我聽我父親說過我祖父的很多事情。我是在江蘇丹陽讀書的,到小學四年級轉到常州來,轉到戚墅堰。我的姑父本身也是紅軍干部,他也給我講了很多戰爭的故事。他跟我的姑媽也談過我爺爺的事情。我的父親跟我描述過我們莊家,我們莊家過去是一個大地主家庭,而且我們家擁有的土地很多。
問:您爺爺去世的時候您父親幾歲?
答:十二歲,有記憶了。我的父親他就跟我講我們莊家事情,有千畝良田,到處都有房子。尤其說到溧水縣城的房子,一般都是三進的,后院的一個廚房特別大,有一口井,房子有兩層或三層的,那都是住人的。前面一進去有個院子,院子進去有個堂,廳叫雙鳳廳,有兩只巨大的鳳凰形成的拱門。我在構思的時候,就要構思出一個大戶人家的形象,我的老祖宗是怎樣一步一步演變成地主的。今天我們說到地主,并不難為情了。年輕時我們感覺到自己出生于地主家庭,確實抬不起頭,現在我們什么都明白了——地主是生產力發展帶來的結果。為什么解放之后要劃分成分,瓜分地主富農的土地呢,因為它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了。所以我要展示的是一個家族的奮斗史,來折射出那個年代人的勞動致富、勤勞致富、創新致富的這樣一種思想。
問:那您之前對資料有廣泛的搜集嗎?
答:有。我寫皖南事變,一開始的定局我就把他定成中下層軍官,因為我看了很多電影之類的,反正那都是高級將領。相反寫下級軍官的這方面題材不多,我不敢說沒有,但最起碼我沒見到過,所以這個定位就有了。我的姑父,因為他是親身經歷了皖南事變,他給我講了很多很多他當年的故事,包括很多重要的細節。
問:上次我們跟您交流的時候您也說過,大概就是中學甚至小學時就讀過很多英雄題材、革命題材的小說,您說說您青少年時期讀書的情況呢。
答:我跟您講,老師上課、工宣隊上課時,我總是偷偷看小說的,結果學校把我拎出來批判我。就是我初中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時期。老師在臺上講的我不要聽,我們的課桌很破,桌面都是溝溝壑壑,我就把一本十七年前文藝戰線出版的書叫《志愿軍英雄傳》,攤開來偷看,結果就被工宣隊隊長抓住了,再加上我出身不好,等到放學前還有一節課,幾個班的同學,每人都寫文章批判我。那個工宣隊隊長和我爸是一個車間的,工宣隊隊長批判我,我爸他要保護我。我那時候就是感覺到一批斗我,我就好像抬不起頭來。于是我爸就鬧到廠長那里,我爸一看我看的是《志愿軍英雄傳》,于是膽子就大了。我爸非常憤怒地說,這種書怎么不準下一代看,又不是什么黃色的或者什么反動的,他看的是黃繼光、邱少云。就跟工宣隊隊長干起來了。當然后來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問:您印象中當初讀了哪些書呢
答:年輕的時候還是讀了一些書的,比如《呼嘯山莊》《戰爭與和平》《紅與黑》《靜靜的頓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老人與海》《乞力馬扎羅山上的雪》等,至于那些雜七雜八的看得太多了。短篇小說那時候最流行的就是莫泊桑跟契訶夫,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莫泊桑的《項鏈》和契訶夫的《變色龍》。
問:可能您年輕的時候讀這么多小說在大腦深處植下了根,于是就有一個文學夢了?
答:我讀的書遠遠不止這么多書啊,包括《金瓶梅》,我公司現在可能還有一套《金瓶梅》,但是沒有找到,可能讓誰借去看了不還了。像中國的四大名著,不僅看過,我父親之前都跟我講過,因為我父親擔心我到外面亂跑,父親怕我闖禍,就把我關在家里講《三國演義》,講《水滸傳》。年輕時候讀的書不可能不對后來的人生產生影響啊。有沒有文學夢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內心深處有一種寫作的沖動。以前先是在體制里面,后來有下海辦企業,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發展,我必須把企業辦好。所以一直沒有時間拿筆寫作,其實就是寫的玩玩,哪里想到當什么作家啊,就是現在我也不承認我是什么作家,純粹是好玩,自己給自己找點事情做。年紀大了,開心就好啊。
問:我在閱讀大作《根》時我發現里面引用了不少古詩,年輕的時候您背誦過不少經典詩詞吧。
答:那些古詩以前是看過一些,現在很多是想不起來了,但是我在寫小說的時候突然要用,上網搜,把我記憶中的那句搜進去,一搜跳出來一大片,拍照拍下來選,選一個符合我的。有人建議我,說你要自己寫詩,我說我沒那個水平寫,就這樣直接運用下來。所以以前看過的東西對寫小說很有幫助,你忽然想用它,哪怕你只知道半句,現在的科技發達,把記憶中的那個半句在網上搜,一句搜不到,再加幾個字回憶。以前我看《奧賽羅》,那是個悲劇,里面的歌我都會唱,我特別欣賞《奧賽羅》的那個畫面感,很凄涼。“在楓樹的下面,她低垂著頭,在輕輕地歌唱著楊柳。”這都是從小給我打下的烙印。
問:您父親對您的影響怎樣?
答:我父親本身是解放前的高中生,他對我文化的灌輸影響很大。所以工宣隊發現上課我偷看書,把我叫到臺上去批判時,我爸就發火了,他擔心我看的是其他書,一看是《志愿軍英雄傳》,他就膽子大了,就敢直接跟廠長理論了。
問:聽說戚機廠是很好的廠,您爸是怎么調到里面去的呢?
答:我爸爸高中畢業了,那時候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我父親他又不會種地,正在苦悶時,有一天他在南京突然看到一張報紙,那報紙是中共江蘇省委辦的,而當時江蘇省委書記是江渭清,我爸記得江渭清這個人,因為江渭清到過我們家,還抱過我爸爸的,我爸爸那時雖然小,但是也記事了。因為外面老百姓有傳言,說我的祖父當時還當過江渭清抗戰時期的秘書,我祖父死,江渭清還到我們家去吊唁的。所以我小說當中出現了個江旅長,這個素材是我爸跟我講過的,然后我就查1943年的江渭清當了什么長,旅長,所以我就用了江旅長,但不能用真正的名字,用真正的名字就覺得太正式了,而且也不合適,因為他是大領導嘛,所以我用了江旅長。然后我的父親就給他寫了封信,告訴他誰誰誰的兒子現在生活什么情況,他想要找個工作做。江渭清就讓他的秘書寫信叫我爸到江蘇省委招待所。結果秘書可能忙忘了這事,我爸平白無故到招待所一呆呆了56天,白吃白喝不要錢。后來這事情還是被秘書知道了,問我爸有什么要求,我爸說他想做工。然后江渭清就介紹他到戚墅堰機廠。就這樣我們一家就到戚墅堰了。
問:您家都被定為地主了,您父親當時還有勇氣去找江渭清書記嗎?
答:我爸是解放前畢業的高中生,也算是文化人了,我們家有很多田很多地,你說我爸不定地主誰定地主?所以我的小說不是有李丘八和黃德勝商量嘛,莊家的土改財產怎么分,然后這個誰當地主還要談一談的。那個黃德勝本來就是莊家的女婿嘛,但是他秉公執法不弄個地主也不行嘛,就讓我爸當個地主,不戴帽子,當做內部矛盾處理。我家雖然被定為地主,但是沒有吃過大虧,也沒有挨過批斗。所以我父親敢于直接給江渭清書記寫信求助。我父親講,那時的老干部很注重感情。
問:您后來有沒有參加高考?
答:沒有,那時候國家還沒有恢復高考。我是七四屆高中畢業生,高考是七七、七八年的事。七四屆我高中畢業后就是直接分配工作。我分到建工的一個廠。
問:那您后來怎么還讀了研究生了?
答: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同一年江蘇省已經有成人職大,成人職大國家承認學歷的,是帶工資讀書的,畢業后還是哪里來的回哪里去,我是常州人,就回到常州去。我去報了名,離考試只有幾天時間了,我挑燈夜戰復習功課,后來成績出來,我們廠十三個人考取兩個。我選的是工業與民用建筑。這樣我們讀了三年半,為什么多出來半年呢,就是因為那時候的職工大學還沒有說究竟算大專還是本科。那么學校有意思想按照本科辦學,結果我們多讀了六個月,最終確定還是算大專,這樣就回原單位了。至于到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那是中國加入WTO后,那時我想著搞企業,尤其搞工程監理的工作,特別是我作為一個企業的董事長兼總經理,你不懂法律不行,因為那個時候我的法律知識是一片空白,所以我就勇敢地去讀研究生了。研究生三年我是扎扎實實的三年,不是混日子的。我的功底還是可以的啊。
問:那您辭職下海是哪一年呢?
答:我辭職下海是2002年。辭職下海后我自己開了一個監理公司,就是我現在的這個公司。這么多年來,我所有的工資獎金都是清清楚楚的,我沒有原罪,所以我心里很踏實,我沒拿政府一分錢工資。還養活了六七十號人,這么多年來我公司里也沒有幾個人離職,我的這些員工對公司都是忠心耿耿的。很多副手比我過得滋潤得多。
問:現在您既然是自己經營公司,也不存在退休不退休吧?
答:退休我是法律上的退休,我現在就是培養接班人,爭取把他們帶出來。所以我算是對得起企業,對得起員工。這么多年來,我沒拖欠過員工一天的工資,工資發放都很準時,五險一金什么的一天都沒耽擱過,二十年的企業真的是不容易。企業雖小但是很穩定。
問:聽說您準備把小說改編成劇本是嗎?我覺得電視連續劇可能社會影響更大,準備什么時候可以跟觀眾見面?
答:這個問題很遙遠,很多問題也不是我說了算的。我寫這個電視劇目的就是:第一,鍛煉自己的寫作能力,因為改編劇本和小說創作是兩個不同的模式,通過我自己動手把它改編,我也會編電視劇了,我也進步了,這是我的一個收獲,今后我跟劇組在一起,最起碼他們講的東西我不是外行,我聽得懂。跟常州的作家在一起時我也有發言權了。第二,我把它改寫出來之后,我是等待機遇。現在是走一步看一步。很多話現在也不能說死。
問:聽說大作出版后在文學圈子里獲得了廣泛的好評,請您說說有關情況呢。
答:拙作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后首先得到了上海文學圈子里的熱議,上海還專門組織了學術研討會,上海市一些知名作家和文藝評論家都參加了會議,大家對拙作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會長、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教授丁帆先生在《文學報》上發表了三千多字的長文對拙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要丁帆先生這樣的大家花一個星期讀一名不見經傳陌生人的六七十萬字的小說,并且寫出很長的書評也是很不容易的啊。至今我和丁帆先生沒有見過面,也不認識。《文學報》也發表了《莊深長篇小說根三人談:弘揚家國情懷,延續人文血脈》。《常州大學學報》也發表了《紅色經典的繼承與創新——莊深小說<根>價值意義評說》學術論文。常州民間組織了三四十人的《根》的作品研討會。溧水市委宣傳部將拙作在新媒體上連載。很多媒體對拙作和我本人也進行了采訪報道。我自己因此很快就被吸收為常州市作協會員,江蘇省作協會員,對此我對大家表示感謝。拙作由于完成時間倉促,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以后有機會再版的時候我將修改得更加完善。
在采訪錄的最后,讓我們一起重溫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丁帆教授2020年11月12日發表在《文學報》的一篇書評吧!書評的題目是《站在動蕩世界的交匯點,我們如何耐心地剖析一部超長篇文本?》
一位主編朋友介紹這部長篇小說讓我看,因為忙著搬家一直擱置了,我奇怪這部小說居然請過那么多名家開過研討會,卻沒有人寫過真正意義上的評論文字,思忖再三,頓悟原因有二:作為單部長篇小說,洋洋灑灑近70萬字的篇幅,已然超出了一個進入21世紀新時代閱讀者的閱讀耐心,讓一個習慣了快速閱讀的人花上一個星期去讀一部情節并不緊張,描寫并不是處處出彩的小說,那是需要足夠耐心的。我是用了一個星期,大多數時間是在漫長的旅途中完成閱讀的。合上書籍,我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值不值得,或者能不能夠花上巨大的精力在一個不知名的業余作者貌似介于“虛構”和“非虛構”的“家族小說”作品中發現這個時代的一種書寫新質?解剖這個長篇小說是否有助于我們認識到今天創作中的一些隱在的時代征候?這才是我們愿不愿意觸碰莊深新著《根》的根本原因。這讓我想起了恩格斯不厭其煩地為瑪·哈克奈斯《城市姑娘》所寫的那篇小說評論,我們能否站在動蕩世界的交匯點上去剖析一部小說從內到外的時代意義和文本意義。
這部叫做《根》的小說,是繼上個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以后又一次呈現出“向后轉”歷史回溯理念主題的創作,古老的“葉落歸根”民族情結充斥在文本的字里行間;一個家族的興衰史充滿著時代變遷的歷史印記;那種對舊時代的深刻眷戀又一次將人性置于“現代性”的拷問之中;彷徨于封建家族秩序與啟蒙革命之間的游移……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根》充滿著悖論的主題表達和描寫張力。
無疑,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家族小說的興起,讓我們迅速地進入了兩種形態的“尋根文學”的描寫之中:一種是在意識形態的迷茫之中去從歷史回溯中尋覓舊日時光的寧靜與平和;另一種是在那種“荷戟獨彷徨”的憤懣中去批判封建家族意識是摧毀“現代性”的淵藪,無論作者是出于 “無意后注意”,還是“有意后注意”,這兩種的主題模式都各有利弊。毋庸置疑,《根》的作者選擇的是前者。
就世界格局的小說創作而言,“返鄉主題”永遠是一個書寫的焦點,作為人類與生俱來的對家鄉的眷戀情結,無論是愛也好,恨也好,都是無法釋懷的那個抹不去的精神棲居地,尤其是那些去國的游子,更加具有這樣的精神寄托。《根》是在以莊姓家族為描寫軸心,輔以袁家、趙家、劉家、黃家等家族的變遷史,構筑了一幅20世紀初年至五十年代半個世紀的歷史畫卷。
作者雖然只是業余寫作,顯然他對長篇小說取舍的分寸感掌握有些失當,但是其描寫生活的能力卻讓人產生了閱讀興趣,我之所以沒有采取一目十行跳躍式的閱讀,就是因為小說中的那些舊時代的生活細節和場景讓我產生了興趣和美感,這種美感來源于《紅樓夢》,也追憶到《三家巷》《苦斗》,從愛情生活到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場景的描寫,致使作品的畫面充滿著農耕文明風俗畫、風情畫和風景畫的寧靜舒緩風。毋庸置疑,作為一種懷舊式審美形式,越是離現代文明和后現代文明遙遠的作品,就越能夠呈現出藝術的魅力。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各式各樣的人物眾多,從地主、家仆、小姐、丫鬟、保鏢,到官員、土匪、軍人、商賈、掮客、革命者、游醫、外國人……可謂生動呈現了那個時代林林總總的人物肖像和社會風俗。
無疑,在所有的描寫域中,作品花筆墨最多的就是愛情抒寫,三代人的愛情沒有托爾斯泰筆下那種 “各有各的不幸”,只有梅子和趙林的愛情是以悲劇結局,這就充分體現了作者向善的本性。因此,作者采用的是大量的風情畫面來構筑一幅田園牧歌式的愛情的童話世界。可以看出,作者是在現代文明和農耕文明的糾結之中,選擇了兩個“根”:一個是根深蒂固的溧水小城鎮;一個是靠著現代大都市上海的常州。顯而易見,作者更青睞的是前者,那里的風景如畫,于是風景描寫自然流淌在書中的字里行間,形成了“古典小說”的特有的風景線。更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刻意鋪張的風俗畫描寫是吸引我閱讀快感的一個興奮點,那些婚嫁迎娶的民間習俗,那些節慶酒宴的風俗,甚至那些土匪勾當里的種種行狀都是小說的看點所在。這些被現代和后現代小說所遺棄的小說創作元素,對于一個進入電子信息時代的讀者來說,它還有小說美學的意義嗎?還是只是一種 “遺老遺少”觀賞古董時的快感?
這部長篇小說是一部農耕文明的贊歌,也是對革命的頌歌,與《白鹿原》有點異曲同工之處就是,一個勤勤懇懇的老地主置辦起了一個大家業,延續了子嗣興旺的家族榮耀,他們夫婦,尤其是大奶奶,把家中唯一的獨苗送進了共產黨的革命隊伍,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作品后三分之一就是描寫革命故事,幾乎是落入了“非虛構”的家世描寫陷阱中,筆墨單調,失去了前面文學描寫的美感,而且也拖沓冗長,缺少情節和細節描寫的張力。然而,使我感到眼前一亮的是作者最后一筆對革命烈士人物的處理,尤其是大奶奶捍樹而死,留下身后那個永不枯竭的大樹之“根”,既點了全書的主題,又還原了歷史中的 “真理性、人性和審美性”,讓這部小說在最后得以升華。
看完小說最后一頁,放下這部精裝本的沉重書籍,掩卷而思,我想,倘若作品刪除30萬字,它會是一個什么樣的閱讀和審美效應呢?毋庸置疑,由于作者不懂得舍得與“留白”是作品空間更加廓大的辯證法,讓讀者徜徉在冗長、甚至有些重復的描寫流中,并不是一個高明的做法,而是陷入了“痛說家史”的窠臼之中。倘若采用精簡的寫法,無疑會強化描寫的張力,讓閱讀進入一個更加愉悅賞心的通道。
此外,作品中有幾處沒有“出鞘的刀”,比如那個土匪頭子“金不換”掉進懸崖究竟死沒死是個謎,本以為這是作者為這個情節線索打下的一個扣,閱讀期待是他的復活會構成小說后面復雜的“戲份”,作者卻只字不提,讓人大失所望,小說的情節元素白白流失,真是可惜。
盡管這部長篇小說存在著這樣和那樣的缺陷,但是,作為一種文本的解讀,它的意義遠在文本之外。在中國大陸,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化的進程讓農耕文明時代的鄉土風景消失在廣袤的地平線上,亦如作品最后那棵曾經枝繁葉茂蓬蓬勃勃生長著的大樹被伐倒后,大奶奶以命相抵護衛著那大樹根一樣,老一輩人眷戀的鄉土社會之根系已然被啃噬撼動,它已無法抽枝發芽。面對失去的過去,我們站在歷史的廢墟上瞭望未來,倘若能夠從這部煌煌大著中頓悟和汲取到一些什么,尤其是人性的善惡美丑的表現,或許才是閱讀的真正含義。(趙賢德、仇松強、黃幸桐、余忠良、袁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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