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大學生為何選擇盜版教材?

王超是武漢某一本院校內一家教輔書店的老板，店鋪不超過20平方米，多數時候冷冷清清。但每逢開學初和考試月臨近，店門口就會變得門庭若市，學生會隱晦地問：“老板，××課的教材有嗎?便宜的那種。”

王超從身邊剛運過來的幾個包裹里翻出一本封皮慘白的書遞過去，“我們這有絕大多數的公選課教材，價錢都很便宜，很多學生用。”

與王超的小店一墻之隔的是一家打印店，同樣不大的門面里也擠滿了學生，復印機“嗡嗡”地響個不停，灰蒙蒙的玻璃門上貼著幾個黑白大字“低價教材，量大從優”。

“我們全班同學都使用過盜版。”就讀于該校藝術設計學院的李然也曾多次光臨王超的書店，他告訴記者，全專業50多名學生使用的《市場營銷》和一本思想教育書籍都是盜版，而幾乎全校同學都在復印英語選修課的教材。

連日來，記者走訪武漢多所高校，發現大學教材盜版現象正愈演愈烈，正版教材太貴、教材使用率低、盜版教材監管難是背后的主要原因。

正版教材太貴了

“我們這屆150多個學生，只有十分之一在學校統一訂購正版書，其他的同學很多不是用二手書就是買盜版。”在武漢黃家湖大學城一所工科為主的學校，2015級學生徐芳做了一個小調查，她發現，盜版書可能占到班里所有教材的一半。

武漢某985高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陳橙介紹，同學們購買的盜版教材還會以二手書的形式流傳到下一屆。

2017年年初，《中國青年報》對2001名在校大學生和研究生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2.5%的受訪者曾購買過盜版教材，其中86.8%的受訪者覺得高校正版教材貴，21.5%的受訪者覺得非常貴。

2015級財務管理專業某班的吳柯還記得，大一時，班級的教材都是根據學校開具的書單在圖書館采買正版教材。后來有幾名學長不知通過什么渠道拿到了教材的電子資料，從此他們班的教材都是“復印”版，“我們專業的教材不但多而且貴，復印教材實在比直接購買正版教材要便宜得太多了。”

李然跟記者算了一筆賬，大二下學期，學生自己購買的3本教材中，有本市場營銷的教材定價是120元，復印只要12元;英語選修課的正版教材共有4冊，每冊70元，復印只需11元。

“雖然通過學校買書會有折扣，但還是比盜版書貴不少。”徐芳坦言，統一訂購正版教材每學期要花費400元左右，買盜版書則會便宜一半。

教材管理缺乏透明度

除了價格貴，收費制度不透明也是某些大學生不愿意通過學校統一訂購正版教材的重要原因。

李然清楚地記得，大二下學期，每名同學向班委交了265元用于購買本學期所需的4本教材，其中由學校統一訂購的3本教材定價分別是32元、45元和68元，老師要求網購的一本教材價格為61.6元，“怎么算也沒有265元啊!”

“還有一本書正在加印中，多交的錢是那本書的訂金。”盡管班委努力解釋，但在李然和同學們看來，“教材費這么貴，至少應該公示明細”。到了大三，該班五分之四的學生都選擇自己購買教材。

類似情況在高校校園里并不少見。

漢口某學院一名大三的學生向記者透露，該校一專業的教材以往一直是按定價收費，本學期新換了一名輔導員后竟獲得了七折優惠，“同學們都在猜測上一任輔導員‘吃回扣’”。

與前幾所學校的收費制度不同，入學時，武漢某211高校會向每位新生收取1000元教材費，然后根據每學期費用自動劃扣，多退少補，一些院系甚至把大學4年所需課本一次性發齊。

領到教材之后，對照著本專業的培養方案，文學院的林峰發現自己少了《中國近代史綱要》等3本書，教務處的解釋是：“你們學院賬上的錢不夠了。”

“只讓交錢，但從不公示劃扣明細，難免讓人多想。”林峰說，班上同學私下怨言不少。

利用率不高廣受詬病

今年4月，武漢某工程類大學新開設了一門市場營銷的課程，班干部在班級群里詢問大家是否愿意購買教材，立刻遭到了一致反對。

該班學生表示，根據以往經驗，教材上的內容老師的課件里都會有，在上完課后，老師都會將講課時用到的課件上傳到班群里，復習和考試時也都是參照課件和老師提供的相關論文，“現在我們上課基本都是用電子資料了，一學期的課下來，教材都沒用過。”“我都懷疑用了假教材。”

但由于老師的教學日志中要求學生必須攜帶紙質教材，該班最終決定在網上統一購買一本盜版教材。

“實際上老師們上課大多不用教材，期末我們會把課件拷下來復習。”一年半下來，林峰能夠清楚地說出那些沒有用過的課本：“外國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還有兩冊英語書。”

大二下學期過后，李然花59.8元購買的《中文Premiere Pro CS5 視頻編輯剪輯制作精粹208例》和68元的《大師鏡頭：拍出對話場景的100個高級技巧》最終被束之高閣，“除非自己感興趣，有些書4年也翻不了一次”。

15級廣告學專業的阮楠則認為，很多課程在學校的圖書館里都有大量的相關資料和論文，其豐富且專業的內容比起教材來說顯然有過之而無不及。她說：“我們上學期上的《廣告學概論》，圖書館的相關教材與資料摞起來足足有一層樓之高。完全可以起到代替教材的作用。”

如何扭轉盜版之弊

“希望學校在教材訂購和收費的過程中能夠更加公開、透明。”李然向記者表示。李然的室友劉希也持有同樣的意見，她認為學校應該將書單、費用、訂購流程和收費明細的相關數據公布出來，讓學生也參與其中，而不是處于一種“除了交錢以外什么都不知道”的狀態。

在山東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專業研究生張耀看來，大學生作為使用教材的主體，應該參與到訂購教材的環節中，促使整個制度更加公開透明。

“對于學生來說，他們急需獲得的是知情權而不是參與權。”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副院長、法學博士劉永存認為，上課之前，任課教師有義務向學生解釋為什么選擇這本教材，然而很多教師都忽略了這一環節。他還建議將指定一本教材改為推薦幾本參考書，由學生自己決定選擇哪一本，通過何種方式購買。

劉永存分析，高校教材利用率低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網絡時代學生的學習模式與傳統的教育體系產生了沖突”，碎片化的閱讀習慣和“有用即來”的學習理念讓學生們傾向于直接獲得答案，而不是通過閱讀教材建構系統的知識框架。

在劉永存看來，“執法難”也是盜版教材泛濫校園的原因之一，“這類書店和復印店規模小、數量多，違法所得金額難以統計，執法部門監管難度大，即使被查處，違法成本也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師、資深律師王敏敏表示，學校附近文印店小規模售賣盜版復印教材主要涉及的是民事追責和行政查處問題，即使情節嚴重，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也只是沒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權復制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

“不尊重教材編寫者的勞動成果，會導致教師沒有編寫好教材的積極性，教材由此粗制濫造的很多，這也是我國高校難有經典教材的原因。”談起盜版教材的危害，知名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盜版教材還應當為高校教材質量日益下跌埋單，而教材質量低下又是盜版教材泛濫的誘因，這其中的惡性循環“不單是依靠學生自覺、學校規范就能解決的”。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