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座城市舉辦大型活動，一房難求時，游客通過互聯網房屋共享平臺，借住于居民家中;當上下班高峰期，一車難求時，乘客通過互聯網訂車平臺，與順路的車主合乘出行。相較于簡單增加酒店和出租車供給滿足需求高峰，互聯網平臺通過聚合分散的閑置資源，形成了新的規模化供給;此類分享經濟模式有效補充了傳統供給在需求高峰期的供不應求，提高了社會整體的資源利用效率。反之呢?

缺乏清晰的界定，分享經濟若被寬泛地詮釋為分享物品(和技能等)的使用權，那么大量租賃行為都具有分享經濟的屬性：酒店是將房間與客人按日分享，出租車是將車輛及司機駕駛技能與乘客計程分享。

準確界定分享經濟的內涵，對指導當下迅猛發展的互聯網共享平臺健康發展、促進分享經濟與傳統經濟的融合發展具有積極意義。近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的《分享經濟發展指南(征求意見稿)》(簡稱征求意見稿)，嘗試對分享經濟的基本內涵作出詮釋：分享經濟主要是指利用網絡信息技術，通過互聯網平臺將分散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只不過，這個“內涵”是否準確，有待商榷。

界定好分享經濟在各領域的內涵，有助于對不同屬性的分享經濟模式實施相應監管，促成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對于顯著提高社會整體資源利用效率的分享經濟模式，積極鼓勵的政策有利于參與者拋下政策不確定性的包袱，更加高速地發展;對于處于中間地帶的具有營利性質的分享經濟模式，需與傳統經濟模式一樣接受相似的監管、展開公平競爭。如果營利行為借助互聯網平臺的形式和分享經濟的寬泛涵義，進行監管套利，對遵紀守法的傳統經營者將形成不公平競爭，也為依法治國制造難題。

例如，當小客車為個人自用時，私家車車主付出邊際成本，獲得出行效用。在未導致道路上的車輛數量增加(未產生新的邊際成本)的情形下，利用“閑置”座位的順風車乘客的出行效用成了凈增量社會效益。此類分享經濟模式顯然提高了車源、能源、道路的利用效率。然而，當私家車車主不再是順路搭載乘客，而是全職開展運輸服務來營利時，隨著其性質的改變，則需接受與其他營利性質車輛、司機相似的監管與納稅。特別是當市場供大于求時(出行非高峰期)，此類私家車車主(非專業供給)與出租汽車司機(專業供給)存在零和博弈的直接競爭和替代效應，車源利用率此消彼長，社會整體的資源利用效率不會因為利用了“閑置”私家車而增長，甚至因為專業供給的利用效率下降，造成社會整體資源的浪費。

另外，當各類分享經濟行為存在負外部性時，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可能導致公眾利益損害，政府主管部門應制定必要的監管機制進行積極引導，使其發展趨利避害、穩健長效。例如，房屋共享行為可能對鄰居產生噪聲和安全隱患，應通過怎樣的機制取得鄰居的同意和防范可能的隱患?出租車供給的增加，如果加劇高峰期的道路擁堵，或是導致某些中小城市公共交通財務健康的惡性循環，應通過怎樣的機制做到出租車數量增減有據?單車分時租賃(共享單車)公司爭相投放過量的單車，應通過怎樣的機制在需求熱點區域分配停車空間?如果部分共享單車公司倒閉，將如何處理其棄置城市各個角落的單車?

通過分享經濟模式，分散閑置的資源得以補充而非替代傳統經濟的專業供給，通過在需求高峰期提供彈性供給，提高社會整體(傳統經濟和分享經濟)的資源利用效率。但需警惕的是，在資本推動下，為搶占市場和用戶，某些互聯網平臺采取的冗余供給策略，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行業的穩健發展，與分享經濟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主旨背道而馳。

不容忽視的是，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的互聯網平臺，如果圍繞其網絡效應，建立規模和資本的壁壘，容易導致不利于公平競爭的行業格局。而且，一旦嗅到可能寡頭壟斷的“錢景”，風險投資人不惜血本的近乎賭博的瘋狂燒錢擴張規模，可能造成嚴重供給過剩，影響行業的穩健發展，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因此，政府主管部門需創新反壟斷監管，在互聯網平臺的新模式下，探索如何將網絡效應作為公共服務提供給行業各主體，促進大眾創業。參與者共享聚零為整后的規模效應，并展開公平競爭，不斷創新，提供更優質、更經濟、更新穎的服務。對此，征求意見稿強調，要加強對平臺企業壟斷行為的監管與防范，引導分享經濟有序發展，營造各類主體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

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往往是創新的原材料。互聯網平臺采集數據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也是需要監管創新的領域。如果數據的使用權無法開放，甚至科研機構也需要“看人眼色”或是“難為無米之炊”，創新可能會成為個別平臺的“特權”，有違“萬眾創新”的精神。

(新媒體責編：zs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