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路艷霞

　　今天是著名學者周有光110歲生日。這位老人沒有過生日的打算，他曾對家人說：“不過生日，我也沒什么貢獻。”但在昨天，周老收到了一份生日禮物——他的新著《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樣書。這本書用40余萬字的篇幅，展現(xiàn)了一位世紀老人的百年回望，書中講述的不僅是傳奇故事和歷史細節(jié)，還有愛和智慧，以及真話和勇氣。本月底，這本作品將與讀者見面，讓人們借助老人的眼睛，回望滄桑百年。

　　30多盤錄音帶記錄一生

　　“很少有一本書會像這本書一樣，如此簡樸又復雜。”該書統(tǒng)籌策劃葉芳說。

　　關(guān)于出書的緣起，葉芳介紹說，周有光曾于1996年至1997年對朋友宋鐵錚講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這些講述記錄在30多盤錄音帶上。據(jù)周有光之子周曉平介紹，當時留下這些錄音并不是為了出版，只是想讓后代了解一點老人的經(jīng)歷。后來，這件事情被放到了一邊，直到2002年周有光的夫人張允和去世，家人重又發(fā)現(xiàn)了這些錄音帶，于是便將其整理成文字稿，才有了如今將其出版的機會。

　　這些書稿經(jīng)過了兩年的編輯才得以完成。去年，在整理口述錄音的基礎(chǔ)上，周有光又特意補充了一段“尾聲”。他說：“這部書稿完成的時候，我已經(jīng)109歲了。我以前說過‘上帝把我忘記了’，把我遺忘在世上了。感謝上帝，讓我在這個年紀還有一個清晰的頭腦和思考能力。雖然我對個人生與死早已淡薄，但我所記憶的歷史還在前行。”

　　這部書稿正式出版前，已有一些專家學者提前進行了閱讀、審核。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透露說，書中涉及了眾多重大歷史事件，包括太平天國、五卅慘案、抗日戰(zhàn)爭、國共合作、太平洋戰(zhàn)爭、“二戰(zhàn)”勝利、戰(zhàn)后美國、文字改革、《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尼克松訪華、唐山大地震、改革開放、香港回歸等等，涉及的地域也相當廣泛，涉及的中國近現(xiàn)代人物更是將近200人左右，其中不乏影響力巨大的人物。

　　“處于自然放松的家庭環(huán)境之下的聊天，對事實的陳述未加刻意雕琢，使得這部口述作品帶有某種即興和漫談的特點。”葛劍雄說，即便如此，書中所展示的人生視野仍然十分廣闊、生動。他認為，這本口述史并非嚴格意義上歷史陳述，但卻是十分重要的歷史佐證和思考。

　　忘了和愛因斯坦聊什么

　　周有光的人生是十分豐富的，但在他的口述中，讀者看到的只有一位愛國者的忠誠、學者的睿智、知識分子的良心，而沒有任何自我粉飾的成分。“他的講述很平和、很坦誠。你會感到他講這些不是為了炫耀什么，絲毫沒有對自己的任何拔高。”葉芳說。

　　葛劍雄發(fā)現(xiàn)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口述中，周有光只談到一次曾與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聊天，但據(jù)他所知，周老和愛因斯坦聊了不止一次。“他曾告訴我，那時愛因斯坦覺得無聊，很愿意與人聊天，在首次見面后，他們又聊過幾次。但周先生說，愛因斯坦是因為無聊才找自己去的，所以后面幾次談了什么早已忘了。”葛劍雄說，周有光絕不會因為愛因斯坦是世界名人，就會詳細講述無關(guān)緊要的內(nèi)容。

　　“反右”是很多知識分子刻骨銘心的記憶。當時，周有光剛剛從經(jīng)濟學界轉(zhuǎn)入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員會，有驚無險，因此他對自己的講述只用一筆帶過：“不是一個重點單位，但是也必須按照比例劃百分之幾的右派，因此劃了幾個青年。”但在談到老友章乃器時，周有光卻認真地說道：“章乃器是抗日戰(zhàn)爭之前、抗日戰(zhàn)爭期間公認的上海左派。可是‘反右’運動就定了他是右派。”那時他去看望章乃器，“他開門出來，跟我都相互不認識了。”寥寥數(shù)語，便寫出了一種悲涼之意。

　　作為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周有光的觀察之細膩，記憶之清晰，更是令人驚異。比如說到唐山大地震，當年周有光住在北京沙灘一帶，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印象：“我看到這個地如橡皮一樣在動。”他還看到，“有一家的墻倒掉了，房間變得像戲臺一樣。”

　　困苦生活中依然有歡樂

　　在口述中，周有光一生經(jīng)受的最大打擊，就是女兒小禾的離世。“我的妹妹在重慶因為沒有及時得到急需藥品的救治而去世時，他親近了基督教，借此平復內(nèi)心的傷痛。”周曉平說。除了那次傷痛之外，無論遇到多大的困苦，周有光的人生都是在平靜中度過的，而且總能從生活中發(fā)現(xiàn)巨大的樂趣。

　　葉芳說，周有光曾在寧夏平羅“五七”干校和著名教育學家林漢達看高粱地，他靜心感受，總有有趣發(fā)現(xiàn)。他清楚記得成千上萬的大雁集體起飛的聲音，就像是雷聲一樣響。他還記得大雁雨糞的奇觀，“大雁拉大便都是集體化的，可見大雁的軍事化管理，比我們集體化水平高得多。”一次，大家一起開會，唯有周有光戴了大草帽，免遭大雁雨糞尷尬，而其他人全都無一幸免。

　　無論是在什么環(huán)境下，周有光所具有的定力更給葉芳留下了深刻印象。“‘文革’中在‘五七’干校，他帶了一本《新華字典》，利用字典做字形的分析。一本《毛主席語錄》，在他那兒會起到研究語言文字的作用。”1976年，即便是在患病住院期間，他還在病中為《拼音化問題》書稿忙碌著。

　　周有光一生無論面對榮或辱，也不管人生有多大起伏，他都能淡然視之，并且越是困苦的生活，他越能從中發(fā)現(xiàn)大歡樂和大自在。葉芳認為，“這也是他之所以長壽很重要的原因。”

　　唐師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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