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約車江湖叱咤多年的滴滴出行，此刻也許正在面臨成立6年以來最大的危機。

從鄭州空姐遇難到樂清女孩受害，短短3個月接連發生的兩起命案，令滴滴深陷“安全”拷問，道歉、暫停順風車業務已不能平息這場風波。而除了面對公眾的聲討浪潮之外，滴滴當下不得不應對的還有一場形勢嚴峻的監管風暴。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9月4日，交通運輸部以及超過15個城市的交通監管者對滴滴進行了約談。這些城市約談內容及提出的要求有很多共同點，除了落實主體責任、加快推進網約車合法化進程之外，值得關注的是，多個城市在約談中反復提及，要求滴滴將營運數據完整、實時接入政府監管平臺。

8月28日，廣東省交通運輸廳副廳長王富民公開表示，在網約車管理上，一家獨大的滴滴，無論在廣東還是在全國，都出現了拒絕數據接入接受監管的現象，不肯提供詳盡的駕駛人員和運營車輛數據，因此無法進行有針對性的執法，只能靠原始的圍堵來執法。

事實上，網約車平臺數據接入未落實這一問題，一直是行業監管面臨的難題。此次在關系乘客安全這一公眾事件的催化下，數據接入問題再次凸顯，并亟待解決。

數據對接不順利

王富民提到的數據接入，是指接入網約車監管信息交互平臺。2016年頒布的“網約車新政”中要求“網絡服務平臺數據庫接入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監管平臺”。今年2月，交通運輸部下發《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監管信息交互平臺運行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明確網約車監管信息交互平臺分為部級平臺、省級平臺和城市監管平臺，并對數據傳輸、運行維護、數據質量測評等做了詳細規定。

早在2016年10月，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劉小明曾經提及建立這一平臺的目的：通過信息化手段全面實時掌握駕駛員身份、車輛運行軌跡等情況，第一時間發現問題、消除隱患，保障乘客安全，有效防范風險。

不過，網約車平臺與監管平臺的數據對接并不順利。正如王富民在接受媒體問政時指出：“到目前為止，滴滴公司并沒有把它的有關數據全部傳到監管平臺。特別是滴滴順風車，按要求滴滴順風車不僅要把車輛信息，還要把行駛路線傳到政府監管部門，但他們至今沒有傳送。”

南寧市交通運輸局相關負責人也公開表示，目前，南寧市有9家網約車公司，但都尚未接入數據;有多少車輛在線、多少車輛接單、接單的車輛有沒有證、駕駛員有沒有證，這些最基本的監管內容監管部門都沒有掌握;而沒有掌握基本數據，根本做不到有效監管。

事實上，此次樂清順風車乘客遇害案件，被外界認為與企業和政府數據對接方式、對接效率息息相關，若警方在接到報案后，能及時獲得順風車車主的聯系方式、車牌號，或許這起悲劇就可以避免。

事件發生后，交通運輸部聯合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交通運輸、公安部門對滴滴公司開展聯合約談，責令其立即對順風車業務進行全面整改，加快推進合規化進程，嚴守安全底線，并明確提出“網約車運營信息數據要實時、全量、真實地接入全國網約車監管信息交互平臺，并確保數據質量”。

各地交通、公安等有關部門也相繼出手，紛紛約談滴滴等網約車公司。記者了解到，南京市、廣州市和蘭州市等有關部門在約談時，也明確要求網約車平臺公司限期將運營數據完整、實時接入政府監管平臺。

數據接入存一些爭議點

關于數據接入政府監管問題，8月31日，法治周末記者聯系滴滴公關部負責人進行采訪，截至發稿，未收到相關回應。同時，記者聯系到的另外兩家網約車平臺公司也紛紛表示，暫時不方便回應。

記者注意到，在2017年8月《經濟參考報》的報道中，滴滴出行首席發展官李建華曾提出的一些疑問，也許從側面反映出數據接入存在的一些爭議點。“給監管部門提供實時數據究竟有沒有必要?我們的用戶信息被政府部門泄露出去誰負責?”彼時，李建華談道，該平臺在地方上也在進行數據對接，但接口標準不一樣，技術上實現有瓶頸;此外，各地數據對接缺乏依據，政府有借合規要求強占企業數據之嫌。

對此，北京市律師協會交通管理與運輸法律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黃海波認為，企業將擔心數據泄露作為拒絕提供給政府的理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政府平臺能否安全保障是政府的責任，而作為公司，規定要上交的數據則須上交。平臺數據接入政府監管未落實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仍有大量網約車不符合政府規定的標準，平臺如果將有證司機、無證司機、有證車輛、無證車輛等信息全部上傳，相當于“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不過，中國法學會法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劉金瑞指出，依據《辦法》第六條規定，網約車平臺公司在取得相應《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后，應自次日零時起向部級平臺傳輸相關基礎靜態信息以及訂單信息、經營信息、定位信息、服務質量信息等運營數據。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信息既可能涉及企業的商業秘密，也可能涉及用戶個人信息和隱私，對于企業正常經營活動和用戶權益保護至關重要;監管部門不加區分要求平臺提供這些信息，而《辦法》又缺乏對這些信息的配套保護規定，另外，未經用戶同意提供這些信息還可能違反網絡安全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企業對于提供這些信息不可避免地會有較大顧慮。”劉金瑞認為。

劉金瑞進一步指出，從域外相關法律法規看，企業提供數據給監管部門，往往需要有明確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來規定提供數據的目的和程序。我國剛剛通過的電子商務法也對此作出了原則性規定，“有關主管部門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要求電子商務經營者提供有關電子商務數據信息的，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提供”，這里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明確了監管部門要求提供數據的規范層級應該是法律和行政法規，體現了我國立法機關審慎監管、保障企業合法經營的基本立場。從這個角度看，《辦法》只是部門規章，和目前電子商務法的規定有所沖突。建議未來應該進一步予以修改完善，和上位法保持一致。

“網約車市場實現線上線下相互配合的監管模式，是有必要的，但這不意味著所有的數據都理應全部接入監管。”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也認為，如果不對數據加以區分、一攬子要求接入政府平臺，在法律上存在一定的難點。數據具有不同性質，有的涉及司機資質以及車輛信息的數據，這部分數據涉及個人隱私問題，網約車平臺若要將此傳輸給政府，需經過用戶同意，給用戶選擇退出的時間和機會;有的則屬于大數據，例如，乘客的出行方式、客流量集中點等，這部分數據只要隱去可識別到公民個人身份的信息，應當提交給政府部門，這是構建智慧城市的必然需要。

此外，朱巍表示，數據接入是相互的，網約車企業也離不開政府相關數據的支持，比如司機的信用記錄、犯罪記錄等，如果有關部門能開放這部分數據，則有利于企業完善服務。

多部門聯合進駐滴滴

根據交通運輸部運輸服務司披露的最新數據，截至7月31日，全國網約車監管信息交互平臺共收到49家網約車平臺公司傳輸的運營數據，收到網約車平臺公司傳輸的駕駛員信息373.4萬人、車輛信息413.8萬輛。

不過，對于數據接入之后是否就能產生有效監管，在這一問題上，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認為并不樂觀。薛軍表示，如果沒有技術能力對數據進行有效處理，數據接入是否能給監管帶來助益程度還值得觀察;另外，監管部門要求企業提供數據，需有合目的性的考慮，與監管職能需要相關的特定數據才可以要求平臺提供，如滴滴可以和公安部門建立一種定向的特定數據的索取。

記者了解到，對網約車平臺公司數據傳輸質量情況，交通運輸部運輸服務司會定期開展測評，督促網約車平臺公司按有關規定傳輸運營數據信息，確保數據傳輸完整、規范、及時、真實。對數據傳輸質量較差的網約車平臺公司將進行約談，并將測評結果作為網約車平臺公司服務質量信譽考核的重要指標。

可以看到的是，在有效數據進入政府監管平臺后，大量不合規的網約車將會成為重要的監管目標。王富民表示，此次滴滴在9月底整改后，各管理部門將獲得滴滴上傳的完整數據，將對經營不合規或沒有資質的網約車輛進行清退，預計年底前能夠完成。

9月5日，交通運輸部、中央政法委等多部門聯合進駐滴滴展開安全專項檢查，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CEO程維作了積極配合檢查。同時，滴滴發布了繼續清理“人車不符”以及增加自建客服團隊等7項安全措施。

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東對媒體表示，現在持證的網約車車輛和駕駛員雖然并不多，但這不意味著真正符合條件的不多。除了北京、上海等個別城市門檻較高的除外，從全國整體來看，清退了所有不合規車輛與人員之外，合規的網約車基本能夠滿足需求。“如果符合條件的網約車仍不能滿足需求，或者價格偏高，可以再去調整政策和市場準入條件，要有一個先后順序。待網約車合規后，再去評估影響”。

記者注意到，據5月下旬國內多家媒體報道，滴滴出行最快將于2018年下半年啟動上市，初步確定落戶香港，當前估值約為560億美元，正在積極尋找投資者，以期實現上市時800億美元估值的目標。

艾媒咨詢集團創始人CEO張毅認為，目前的整改可能會對滴滴暫時的估值以及未來上市之路產生一定的影響。不過，接二連三的事件，也充分暴露出滴滴存在重大的安全隱患和經營管理漏洞，對其進行規范已是大勢所趨。經歷此次危機之后，行業會意識到，讓乘客出行更安全更方便，讓網約車市場更好更健康的發展，才是永恒的主題。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