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在1月1日啟動，這是自2014年6月兩院院士大會修訂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選。兩院為規范院士增選工作，均在去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選實施辦法或細則，而新的辦法或細則提出多個遵循去年修改后的章程精神的新規。中國工程院內部人士介紹，年輕化、取消部門遴選、處級以上干部不得成為候選人等規定是此次增選的變化亮點。(1月7日新京報)

　　院士變為“院仕”，這是近年來我國輿論在新增院士名單公布之后，反復提及的話題。限制處級以上干部參加院士增選，用意很明顯，就是向近年來院士遴選中的行政化傾向開刀，這當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然而，這一做法，也遭到爭議。有人認為，官員只要真有很重大的學術成果、貢獻，也是可以參評院士的，不能因官員身份而取消其參評的資格。還有人認為，只限制黨政機關的處級以上公務員干部(或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干部)參評院士，可高校、科研機構的領導也是有行政級別的，如果要限制，應該所有有行政級別的領導干部都限制。

　　這些確實都是現實的問題，在筆者看來，由于這些問題的存在，限制處級以上干部參評的新規，有可能很難得到有效落實。也許兩院也考慮到有部分學術型官員符合參評的條件，因此，在規定中提到了“原則上”。這是一個“很原則”的規定，執行的結果，可能還是有部分官員獲得參評資格，而這會帶來新的權力尋租問題。如果要限制官員參評院士，就應該一刀切，而不只是“原則上”。

　　另外，鑒于黨政機關和高校、科研機構可以實行方便的“互通”——近年來，在政府部門擔任副部級、廳級、處級干部者，多有“空降”任命到高校、科研機構擔任領導的。因此，如果官員要評院士，而對于高校、科研機構的校領導沒有參評的限制，他們是可以方便地找到不受限制的路徑的。

　　要真正解決院士評審中的行政化問題，一方面要推進我國教育和學術領域全面去行政化改革，取消高校、科研機構的行政級別，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和現代科研制度，建立以學術為本的學術評價管理和評價體系。

　　另一方面，則要推進院士去利益化，剝離院士頭銜附加的各種利益，讓院士回歸學術榮譽。我國院士評審制度之所以異化，是因為在最高學術榮譽之外，院士頭銜還意味著十分現實、極為可觀的社會、經濟和學術利益。當選院士，不但是院士本人的榮耀，也在一夜之間，讓其變為“神人”，在當選后，長期擁有學術特權，處于學術權力的最高端，對于院士所在機構來說，擁有這樣的“神人”，自然也是名利雙收的好事。在利益驅動之下，院士評審中難免出現跑要、公關亂象。

　　如果不剝離院士頭銜附加的利益，目前的新規，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因為利益機制依舊存在。而如果剝離院士頭銜所附加的各種利益，當選院士，只有學術榮譽，院士在學術活動中，沒有了學術特權與其他學者完全平等競爭，那么，當選者的身份、年齡，當選之后退不退休，都不再是問題。由于只有榮譽而無利益，所有院士會對榮譽倍加珍惜，對有學術不端者，會啟動學術調查、按學術規則進行處理，而不像現在，在行政和利益因素糾纏之下，就是院士遭遇學術不端質疑，也難以啟動相應的處理程序。

　　如果不消除院士評審的利益機制，只在現有制度框架下進行修補，對于重塑院士群體的形象，維護院士的最高學術聲譽或許不易做到。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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