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的快速工業化，國內地下水大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根據《2018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我國地下水水質為較差和極差的監測點占比近七成以上，整體來看地下水污染形勢不容樂觀。筆者結合自身從事近20年的地下水污染調查和修復經驗，通過《思地下水污染防治之路》和《助地下水污染防治之行》上、下兩篇文章，對國內外地下水污染防治相關內容進行簡要梳理，并寄予深切希冀。寶航環境愿與從業同仁一起，為我國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全力以赴以盡綿薄之力。

由于地下水具有流動性，其污染分布范圍和污染深度可能更甚于土壤污染，從而導致地下水污染的治理難度和修復成本大幅增加。之前國內較多土壤修復項目采用了“以空間換時間”的原地異位或者離場修復方式，但地下水與土壤不同，多數情況下要達到較為嚴格的修復目標需要很長的修復周期，無法一蹴而就，更為關鍵的是場地可能由于多種原因導致存在修復極限，不能到修復終點。

有鑒于此，地下水污染需要在確保人體健康和環境風險可接受的前提下，實事求是、結合國情、循序漸進，既做到風險可控，也不能超越國情過度修復。以下是筆者的一些建議，僅供參考。

01 預防為主、風險管理

正如上篇中“污染治理驅動類型”分析，目前我國地下水污染修復和風險管控主要是針對歷史遺留污染地塊和搬遷后工業地塊中的地下水污染，而對于在產企業的地下水污染防治重視程度尚為不足。這實則是“存量VS增量”的問題，如果僅重視“存量”的治理，而忽視了“增量”的防治，就可能形成惡性循環，畢竟從社會總體成本角度考慮，地下水污染防治應該以預防為主、治理為輔。

隨著《土壤污染防治法》已針對土壤污染重點監管單位提出須完成自行監測，生態環境部和省市級生態環境管理部門也正在陸續出臺相關指南或要求，相信針對在產企業的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將會迅速建立。但在日益重視在產企業土壤地下水環境質量同時，也建議在保證其質量已得以改善并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能兼顧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不做過度修復或風險管控。畢竟從目前國際形勢來看，不少發達國家都非常重視維持工業化，甚至制定各種“再工業化”政策，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工業企業對國民經濟的支柱作用更是毋庸置疑，尤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經濟艱難期更加凸顯，因此更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來進行環境管理。與此相反，我們應做到“精準施策”，即如何既保證工業企業的良好經營，又可實現環境質量的持續改善或高質量維持，是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產業面臨的重大命題。

實際上，我們并非只關注高端制造業，因為向高端制造業的快速升級對國家在整體產業鏈和價值鏈上的爬升從而實現高附加值方面極其重要。中國制造業的優勢就是擁有全球規模較大、較完整的工業產業鏈，并且具備十分完整的生產鏈，而且與高端制造業相對來說的一般制造業，為國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社會和經濟價值同樣不可忽略。因此，我們需要在保障土壤地下水環境質量和人體健康的前提下，促使無視環境、野蠻生產的企業進行關停和整改，并引導有環境責任感的良心企業將環境治理成本在產品價格中得到體現后，能夠更加健康的發展。

對于在產企業的地下水污染防治，首先要做好防滲措施，在經濟可承受能力范圍內設置地下水污染預防預警系統，防微杜漸，提早發現地下水污染;其次，對于地塊范圍內已存在的地下水污染，可采用分區分級、多種修復和風險管控技術聯用的方式進行經濟高效的風險管理。對于高濃度/高風險的地下水污染可采用適度的主動修復方式(比如抽出-處理、原位化學氧化/還原等)，對于中低濃度/低風險的地下水污染可采用監測自然衰減等方式，并結合禁止開采使用等制度控制，在保護人體健康的前提下防止污染羽進一步擴散并逐步衰減，避免“一刀切”的過度修復。

02 詳細調查、合理設計

一項成功的地下水污染修復和風險管控，離不開充分的詳細調查，包括地塊生產/使用歷史、土壤污染狀況、水文地質條件、地下水污染精準刻畫等，方可構建準確的場地概念模型，以便有效指導修復和風險管控設計。

相較于土壤調查，實際中地下水調查密度往往不足，進而導致了較難準確掌握污染羽的三維分布尤其是垂向分布，而這對于DNAPL類污染場地至關重要。除采用叢式監測井外，還可采用一孔多井(比如Solinst WaterlooTM、Westbay MP38TM、FLUTeTM)、定深取樣等方法進行地下水的詳細調查。此外，也可結合使用MIP、CPT、HPT、LIF等高精度場地調查手段以及物探技術的合理應用，以較少的成本獲取場地介質巖性、滲透性和污染物分布的大量數據。

在完成地塊的充分調查之后，如何合理設計擬采用的地下水修復和風險管控方案，對于治理實施的最終成功與否便非常關鍵。在此過程中有諸多因素需要考慮：

修復/風險管控目標和策略是否合理，是否滿足地下水修復和風險管控的總體要求(修復效果、周期、經濟性等)，以及各利益相關方的可接受程度。

修復技術在不同污染程度區域的應用差異性(比如重度、中度、輕度污染區域的不同適用技術組合)，是否已兼顧須完成的土壤修復。

地塊內是否局部存在LNAPL、DNAPL或者兩者均有(比如焦化廠場地)，是否應考慮針對性的局部強化修復措施，比如選擇更為有效的源去除技術(如原位加熱、多相抽提、陰燃、表面活性劑強化原位化學氧化等)。

修復藥劑的投加比、注射濃度、注射體積、注射速率、影響半徑，是否已經過小試、中試結果驗證;注射井或抽提井的布設(位置、井篩長度/深度、注射/抽提速率等)是否參考了地下水計算機模型模擬結果。

修復技術和施工過程不能產生不可接受的二次污染，如修復藥劑的環境友好性、不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的進一步遷移擴散(如不能貫穿相對隔水層)。

除了傳統的地下水修復和風險管控技術之外，還應進一步關注高效/高精度的地下水抽出-處理、地下水循環井、建筑物下水平井/斜井等地下水殘余污染源的修復和風險管控技術。除此之外，還應大幅加強對地下水污染滲透反應墻、水平/垂直阻隔等常見風險管控技術的適用性評估及應用。

03精準實施、差異競爭

近十年以來，國外主流的地下水修復和風險管控技術已經基本在國內落地并逐漸應用，已經走完“從無到有”的發展階段，后續隨著地下水污染防治需求的快速增長，相信也會很快實現這些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進而在3-5年內過渡到“從有到精”的階段。在此過程中，實施經驗的積累、對地下水修復和風險管控技術的充分掌握和熟練應用以及針對不同類型地塊的技術合理選擇及優化，將是未來區分從事土壤地下水修復領域專業機構競爭能力的分水嶺。

技術選擇方面，對地下水抽出-處理技術的熟練運用是必要條件(離不開詳細的場地污染調查、場地水文地質調查、抽水試驗、地下水模型模擬等)，而對可處理污染源的原位修復技術(如原位化學氧化/還原、原位加熱等)的精細化應用將成為區分專業機構的高門檻。適合我國國情且環境友好、綠色可持續的地下水修復與防控技術、裝備和材料，尤其是生物修復相關領域，發展空間會極大。

04 嚴格溯源、后續管理

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有效管理，離不開明確的責任主體和管理主體。《污染地塊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和《土壤污染防治法》已對各方責任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但我國很多污染地塊的生產或使用歷史復雜，常常幾易其手，地塊內可能存在的污染類型復雜且污染歷史長，如何能厘清土壤及地下水中現有污染責任的難度相當大。再如工業企業聚集的工業園區，潛在或疑似污染源繁多，應首先對土壤地下水污染進行充分徹底的調查，通過污染分析和篩查，也可采用同位素分析、環境分子診斷等技術進行溯源，建立合理的場地污染概念模型。

此外，如前所述地下水污染想要在較短修復周期里得到徹底修復的可能性很小，若以《地下水質量標準》(GB/T 14848-2017)中III類或IV類標準限值作為修復終點，無論在技術可達性還是成本可控性都很難達到。因此即使在歐美等發達國家，采用風險管控或修復結合風險管控，也是地下水污染治理的主流方式。在針對高風險/高濃度地下水進行主動修復的同時，如何合理運用監測自然衰減、制度控制和長期監測技術，對我國地下水污染治理至關重要。但我國不少大型污染地塊在地下水污染修復實施完成后，由于地下水完全達標所需時間很長，工程結束后仍需確保制度控制等措施的有效性，并開展定期監測和評估地下水修復效果，甚至還需要根據實際修復效果進一步調整修復目標和修復方案，這就亟需多方共同參與并明確各方責任主體。

由在產企業產生的地下水污染，由于其污染責任明確，應由在產企業作為承擔風險管理的主體。在加強地下水污染預防預警體系建設、自行監測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合理使用不同的修復和風險管控手段來有效控制地下水污染。對于污染羽已擴散至地塊范圍外的情況，在產企業應與環境管理部門充分溝通，盡快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度控制，限制污染地下水的開采使用，同時對下游地下水污染進行定期監測。此外，如果地下水中存在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應對蒸氣入侵途徑進行風險評估，并合理結合室內空氣監測進行驗證和管控。

05 資源整合、模式創新

2020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針對九個方面提出了二十八條意見。其中，第十九條提出需要強化環保產業支撐，加強關鍵環保技術產品自主創新，推動環保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示范應用，加快提高環保產業技術裝備水平;第二十條提出需創新環境治理模式，對工業污染地塊鼓勵采用“環境修復+開發建設”模式。

要切實做好地下水污染防治，須在前期調查評估、技術可行性測試、修復和風險管控設計、修復和風險管控實施、過程效果評估及工藝優化、最終效果評估、后期環境監管的各環節上無縫銜接，做到“產學研用管”緊密結合，這自然也離不開環保、水文/環境地質、檢測、裝備制造和化工(修復藥劑生產)等多行業的協同合作。

環保技術相比精密制造業、電子等行業來說，更多還是應用型技術。在技術裝備方面，環保行業雖然發展歷史較長，但在技術裝備化和裝備精細化運行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而環保行業還比地下水污染防治發展歷史長得多，環保行業的裝備化發展尚且如此，地下水污染防治相關的裝備化發展更是有所局限。因此，要保證未來地下水環境質量的逐步提升，在核心技術裝備化和核心技術精細化應用方面仍須加快發展，方能起到真正的支撐作用。

此外，在地下水污染防治模式創新方式上，建議按照建設方不同類型靈活開展。目前資金來源主要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工業企業搬遷地塊的再開發利用;(2)作為污染責任方的在產企業;(3)中央或者地方專項資金(保護地下水型飲用水源或者污染地下水下游地表水體)。

對于尚未開展污染治理及再開發利用的工業企業搬遷地塊，條件合適情況下建議可采用“環境修復+開發建設”模式，參考國外較為成熟的“棕地開發”模式，根據實際情況合理制定或調整控制性詳規、建筑規劃，靈活選擇徹底修復、不徹底修復、風險管控手段的單獨使用或聯用，可分區、分批次進行開發，從而在保障環境安全的前提下合理降低開發成本，實現可持續修復目標。

對于大型在產企業或者工業園區，可運用物聯網通信技術建設云平臺，實時采集并傳輸地下水水質數據，建立地下水污染預防預警系統，提早發現地下水污染并開展治理和防控。

對于地下水污染范圍內存在取水井或者其他敏感受體，但受限于技術不可達、成本不可控、施工難度大而不能徹底修復的情況下，必須做好制度控制和長期監測，切斷暴露途徑，尤其地下水中存在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時，務必做好蒸氣入侵風險的監測、評估乃至治理。

綜上所述，希冀我國地下水污染防治領域能夠借鑒國內其他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行業(如建筑業)的發展成功經驗，盡快完成國外先進地下水污染修復和風險管控技術的落地、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充分利用國內項目多、規模大、實施難度大的主要特點，專注技術研發和實施，變不利為有利，盡快形成符合我國國情的具有完全自主產權并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的技術體系。

(新媒體責編：zfy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