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人物

周洪宇　男，漢族，1958年出生，湖南衡陽人。現任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民進中央常委、民進湖北省委會主委。

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帶來了19份提案，其中一半與教育有關。而此前，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15年里，周洪宇就提交了數百份建議和議案，也大多與教育有關。在周洪宇看來，這與他的人生經歷有莫大關系———曾擔任武漢市教育局副局長、湖北省教育廳副廳長、大學教授……談起教育工作，60歲的周洪宇充滿激情。像他這樣，在高校研究教育后到政府部門主管教育，之后又做理論研究的人并不多。

接受南都專訪時，周洪宇就中小學生減負、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等提出建議。

談建立教育投入長效保障機制

在投入方面我們的蛋糕現在還是太小

南都：我們注意到，你從2005年3月起在全國兩會上開始提出，增加教育投入、建立長效保障機制。當時提出這個建議的原因是什么?

周洪宇：2005年前后，教育系統亂收費是全國性的現象，高中初中小學，都有各種各樣的收費名目。造成該現象的原因在于教育的國家財政投入不足。當時，我國教育處于一個大發展期，許多學校擴建、遷新址、增加新設備等。由于缺乏資金，它們只能動員社會力量通過集資來辦學。當時集資辦學很流行，也對社會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有所謂民辦教育家集資后卷款而逃的現象。于是在2005年，我提出加大財政投入，建立長效保障機制的建議，使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盡快達到4%.

南都：為什么提出占比4%的建議?

周洪宇：這個數字目標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當年，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兩個團隊通過測算得出，國家的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應該占GDP的4%.而當時國際上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教育支出占4.5%左右，我國當時已達到3.2%以上。調研組測算認為，如果每年增加0.1個百分點，在20世紀末就能達到4%的目標。

南都：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比4%的目標我們是如何實現的?

周洪宇：雖然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在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應該達到4%.但2000年我們并沒有達到，甚至到2010年仍沒達到。

這個4%應該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投入才能實現。但是中央層面完成了，地方未必能完成他們該承擔的那部分。當時也沒有考慮到各地政府的財政實力，各地增長情況不一樣，對于教育的重視程度也不一樣。最后到了2012年，中央下了決心，并動員地方政府加把勁，才一起完成了這個目標。

南都：你認為這個長效機制還面臨哪些困難?

周洪宇：在投入方面，我們的蛋糕現在還是太小，雖然和過去比投入增長了，但是離建設教育強國的目標，也只是一個及格的投入。

韓國的教育投入占GDP的7%左右，其中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4.5%，剩下的2.5%靠社會民間資本投入。所以教育的投入，合理構成應是政府和社會力量共同投入來完成。我們應該在政府穩定投入的基礎上，組織動員鼓勵社會力量，讓更多的民間資本投入到教育來。

談中小學生減負

校外培訓班要政府、第三方共同治理

南都：今年，中小學生減負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你認為造成中小學生負擔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靠治理校外培訓班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周洪宇：首先我們要看這個“負”是什么概念?是課業負擔重要減，還是整體學業競爭大或是別的什么?

專家們作了研究，中國學生的學習深度難度并不是全世界最高的。現在通過這么多年的改革，中國學生學得不那么難了，所以不是課業負擔太重。

是不是作業負擔太重?目前教育部三令五申，各個學校都基本按規定去做，所以也不能簡單地說是作業負擔太重導致的。

學生的學習負擔重，重在哪里?主要是放學后上各種培訓班。這種情況如何產生?我覺得有幾個因素。第一個，中國學生面臨的競爭壓力是全世界第一，我們的人口全世界最多，每一個學生面對的競爭對手都是最多的，這反過來使得家長對學生的未來有一種極大的不確定感，擔心不抓緊時間學，很可能輸在這個線那個線，所以家長會有一種焦慮感，但我們沒辦法去改變這個現實。

第二個原因是教育資源不均衡。有的學校生源好，可能就不需要補課了，但會去上興趣班。有的學校資源少，學校里沒學好，學生需要去補課。這就加劇了這個現象。

第三個原因是家長的價值觀。中國是一個儒家傳統文化影響很深的國家。傳統儒家文化里面講“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出人頭地”“光耀門楣”……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兒女好，這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中國家長對于孩子的期待往往太高，這是傳統文化的因素，既有歷史的因素，又有現實的因素，還有人口的因素，此外還有學校教育的因素等。因此，中小學生負擔重其實不只是一個教育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南都：中小學生減負工作會不會造成一種形式主義，或者說治標不治本?

周洪宇：如果說會出現某種矯正過度的情況，也是有可能的。現在培訓班證件大多齊全，有工商部門批的，有民政部門批的，也有教育部門批的。但現在還沒有真正著手去做，還沒有真正動其筋骨。真動起來也有難度，因為持證的大多是合法化的，沒有辦法取締。

南都：治理校外培訓班將可以從哪方面著手?

周洪宇：那就要看發證的各個部門最近幾年是否越過批準的范圍，是否從事了別的業務，在從事業務當中有沒有亂收費的嫌疑等，一個個通過排查來規范。但這個工作必須做。

南都：會不會從數量上去管控?比如說限量批證?

周洪宇：不能簡單地說用數量來控制。首先還是看當地社會有無需要，其次看當地的需求量多大。此外，還要有一個嚴格資質把關，要用更多專業的第三方來評估機構能不能辦學。

我的建議是要治理，要通過政府和社會第三方共同來做，還要通過行業協會來治理。行業協會方面建立共識，誰違規把誰清除出去。政府方面，采取公布紅黑榜的方式，將信譽差的淘汰出去，留下那些真正的有資質的、信譽良好的、費用又不太高的教育培訓機構來提供服務。

談三年學前教育

目前納入義務教育完全不具備條件

南都：近年來將“某某教育(尤其是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呼聲很高，你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周洪宇：這些呼吁主觀意愿很好，可以理解。但卻脫離實際，無法實現。即使被采納，也有很大后遺癥。我認為，一種教育是否能納入義務教育，一是要符合義務教育的基本屬性，二是要符合義務教育的條件屬性。義務教育的基本屬性是公共性(或公益性)，條件屬性是普及性、免費性和強迫性。只有四性都符合才有可能。三年學前教育都納入義務教育，國家出錢自己不負擔，估計不少人都拍手叫好，但一旦納入義務教育，實行強迫制，剝奪了家長自己的選擇權，滿三歲不送入幼兒園即違法，真行得通嗎?

有些家長可能無所謂，反正無精力或無能力管，送去幼兒園既省錢又省事，何樂而不為，但還有許多家長甚至老人愿意自己帶，那些有知識有興趣有熱情的年輕父母愿意更多與孩子交流，進行親子教育，不少老人也愿意參與進來，發揮余力，屆時家長以及政府怎么辦?要看到國外不少發達國家未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長的選擇權不能被強迫剝奪。

而且(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條件是學前三年幼兒園普及率(用毛入園率說)要達到95%以上。世界各國小學初中一般都是普及到95%以上才真正做到義務教育的，而學前教育的現實情況是，國家從2010年開始強力推進兩個學前三年行動計劃。從2009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50.9%提升到2015年的75%，已經超常規發展了，城市高一些達到80%以上，北上廣等要更高一些，而農村才70%左右，有的偏遠地區偏遠山鄉甚至都沒有幼兒園，而且幼兒師資數量少，質量差，設備缺，亟須大力提升，是當前教育的最大短板之一。

所以現在的主要任務是“補短板”，還不是“納義務”。剛批準通過的國家“十三五”教育事業學前教育三年毛入園率目標是2020年要達到85%，這離95%普及率的資格線門檻線還遠著呢!目前將三年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完全不具備條件。再仔細推敲一下，如果真的馬上實行，勢必造成城里幼兒可以免費入幼兒園，而很多農村幼兒卻無園可入，這真的公平嗎?不要以為有錢就可以將學前三年納入義務教育了，不能只從錢看問題，要明了義務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要求，要明了學前教育發展的現實狀況和未來目標，要按教育規律辦事，提符合規律、符合實際的建議。

談“將元宵節納入法定節假日”

和國外比我們的法定節假日還不算多

南都：我們注意到，今年你的建議里有一條是《關于將元宵節納入國家法定節假日的建議》。我們也了解到，早在2006年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你就提出應將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都納入國家法定節假日。目前哪些節日沒有被納入?相關部門給你什么回復?

周洪宇：目前除了元宵節和重陽節，我提出的其他節日都被納入了。辦理部門給我的理由是我們國家現在法定節假日太多，不宜再增加，只能根據最有需要的來考慮。此外，還認為元宵節和春節相距太近。

南都：你認為這些回復理由有無說服力?今年為什么繼續提?

周洪宇：我覺得說服力不夠。與發達國家比，我們的法定節假日不算多，所以不能以此為由不采納。其次，我認為元宵節是所有傳統節日里，中國優良傳統文化因素最多，社會認同度最高的節日之一。比如，觀月賞燈猜燈謎等，這些都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事情，參與度很高。如果把這一類的節日納入到法定節假日，有助于繼承和發揚我們的傳統文化。

此外，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要求會越來越高，人們會對節假日提出更多的要求，應該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愿望。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