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清官難斷家務事，看似瑣碎的家事審判，素來以復雜著稱。據新華社報道，最高法方面日前表示，對于家事審判，人民法院要堅持以人為本，將案件審判由側重財產權益保護轉變為全面關注當事人身份利益、人格利益、情感利益和財產權益。

家事案件審判側重點的轉變，對應著社會形勢的“劇變”。民政部統計的數據顯示，我國離婚率自2003年以來連續14年遞增，2016年已增至348.6萬對。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撫養繼承糾紛等家事案件也持續上升，占全部民事案件約1/3，成為民事審判第二大類案件。

離婚率的激增，不僅意味著數百萬對夫妻“一拍兩散”，也意味著組建家庭的法定“解體”。如果把雙方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計算在內，受到離婚影響的人群將數以千萬計，隨之而來的未成年人教育與撫養、婦女權益維護、老年人贍養等問題，更會對原本穩定的社會秩序造成沖擊。

從傳統視角看，民事審判的主要職能是定紛止爭。在以往很多離婚案件中，當事人一說愿意離，法院審判方向就轉為財產分割等。而家事審判側重點從財產權益“轉移”，則反映了司法審判政策出現重大調整：被賦予修復婚姻家庭關系新職能的法院，不僅是“死亡婚姻”的解救場所，更是治療生病婚姻的“醫院”。

誠然，婚姻家庭的基礎是財產關系，在傳統家事案件審判中，側重未成年人、婦女等特定群體財產權益保護無可厚非。但需正視的是，所謂家事并不完全是“錢”的事，往往身份關系、倫理關系和情感因素交織，在審判中就算解決了財產權益問題，還有非財產因素“橫亙”于前，如不一并關注、“打包解決”，無助于挽救婚姻、穩定家庭。

從法理上講，婚姻家庭法的基本性質，屬于身份法而不是財產法，法律應對婚姻家庭主體間，以及其他近親屬間的人身關系、財產關系進行全面調整。這就決定了，在家事案件審判中，對財產權益之外，當事人的身份利益、人格利益、情感利益，同樣應給予關注和保護，如此才符合婚姻家庭立法的精神。

當然，家事審判側重點的調整，并不意味著“強行撮合”。強扭的瓜不甜，“死亡婚姻”也沒有強行維持的必要。《婚姻法》第32條明確規定，“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當一段婚姻已經死亡，法定前置的“調解”宣告無效，就應依法結束這段婚姻，而不是審判硬性干預，“死馬當活馬醫”，徒耗司法資源。

家事雖小，審判事大。在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時代洪流中，家事審判改革正深入推進。從2016年最高法啟動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試點工作，到今年7月最高法與15個部委共同簽發“關于建立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聯席會議制度的意見”，再到如今家事審判權益保護側重的轉變，清晰勾勒出一條維護婚姻家庭穩定、促進社會和美的司法改革路徑。

可以肯定，隨著家事審判側重點的轉變，還有對心理輔導干預、家事調查、婚姻冷靜期、訴前調解、案后回訪、離婚證明書、離婚財產申報等制度的探索完善，家事審判會更重視“家”和“人”而非“財”，司法審判也會在情、理、法的平衡中更顯人文溫度。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