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2000年的救撈體制改革方案，救撈隊伍都可能不存在了，何談現在的三個‘三位一體’發展規模?”在前不久交通運輸部救助打撈局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座談會后，被記者“截住”的交通運輸部原安全總監、救助打撈局原局長宋家慧說。

和幾年前剛從部安全總監、救撈局局長崗位上離開時的狀況相比，這位為國家工作了49年的長者看上去只是頭發斑白了一些，精神依然抖擻，說話仍然聲如洪鐘。

據介紹，從交通運輸系統退下后，他又在全國政協工作了5年，上個月才正式退休。全國政協工作期間，他一直在為交通運輸行業發展鼓與唿。如今退休了，還在為我國潛水打撈行業協會做一些推動工作。

“能為國家、社會做一點事，我感覺到很充實!”宋家慧說，最充實的當屬任部救撈局局長的12年，其間所親歷和推動的那場救撈體制改革，是他一直引以為豪的。

改革：實事求是的充分體現

“有人說，2000年開始的救撈體制改革是事故推動的。我認為，這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黨中央、國務院實事求是工作作風的具體體現。”宋家慧說。

2000年月9月任部救撈局局長以前，宋家慧任部海事局副局長。1999年11月24日，“大舜”輪在煙臺海域翻沉致264人遇難，即 “11·24特大海難事故”。事故發生后，國務院組織了事故處理工作組，并在工作組中成立事故原因調查組，他擔任原因調查組副組長。事故調查工作完成之后，他就調任部救撈局局長。

“我一上任，就面臨著救撈體制改革問題。”宋家慧回憶，改革方向主要是將救助和打撈職能分開，并計劃把救助職能單獨拿出，組建由交通部直接領導的公益性救助隊伍，人數很少。因為改革前，救撈發展堅持“保障救助，多種經營，廣開門路”原則，平時救撈隊伍大多在生產第一線上，導致“大舜”輪翻沉后，距離最近的煙臺救助局也難以派出一艘現代化救助船實施有效救助。

這是血的教訓。痛定思痛，但改革到底要如何進行?

宋家慧介紹，交通部最初上報國務院的改革方案是“事企分開”，就是把打撈局所有生產經營內容剝離開，與北京所屬的中國海洋工程公司剝離，組建成為中國海洋工程總公司，而公益性的救助職能部分只剩下幾百人。如果那樣拆分，救助隊伍是單獨存在還是并入其他系統，都很難說。

他清晰地記得帶隊深入一線調研時，感覺到無論按照什么方案進行改革，都需要認真斟酌、正確判斷，一招失誤就很難挽回。在調研時有職工提出：“可不可以考慮既把救助和打撈分開，又不把打撈變成企業，實行‘事事分開’呢?”此方案呈報給部領導班子后，各方意見一時難以統一。

“最終要感謝時任部黨組書記、部長黃鎮東領導下的部黨組，最后階段作出了正確決策，采納了救撈系統‘事事分開’的改革建議!”提起當年的決策過程，宋家慧仍然有些激動。

于是，按照“事事分開”原則，交通部上報給國務院的報告又重新起草、遞交。2002年8月12日，好消息傳來：國務院批準了交通部第二次上報的救撈體制改革文件，即“8·12批示”，確立了救撈體制“事事分開”改革原則。

“正是有了這個改革方案，才形成了今天三個‘三位一體’的中國救撈規模和特色，即救助、打撈、飛行‘三位一體’的隊伍建制;空中立體救助、水面快速反應、水下潛水打撈‘三位一體’的綜合功能;人命救助、財產救助、環境救助‘三位一體’的崗位職責;也形成了中國特色救撈核心價值觀。”宋家慧說。

創新 秉持憂患意識 不斷進取

在宋家慧看來，“有為才有位”。多年來形成的救撈文化，就是這樣一種憂患文化，要求救撈人永遠在憂患意識下不斷開拓進取。

“在救撈局工作期間，我曾在大大小小的會上講：有些人還是傳統觀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救撈必須‘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推動救撈發展。因此，我們堅持了‘四個主動’，即主動出擊、主動作為、主動迎接挑戰、主動承擔責任。”宋家慧說，在憂患中求發展，在適應我國改革開放的需要中不斷創新，不斷作為，救撈系統因此取得了長足進步。

動態待命制度就是很好的例子。

據了解，剛開始提出動態待命設想時，宋家慧反復征求了各方意見，同意和不同意的都有，但最終還是形成了救撈干部職工上下一致的意愿：把有限的資源放到經常出現海事救援的區域去，最大限度減少救助里程，提升救助效率。

按照這個制度，我國在沿海設立了七八十個救助站點，所有救助船都在海上值班待命，確保在國家、人民最需要的時候，救撈人能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發揮關鍵作用，挽救生命、救助財產。

為了更加“有為”，很多創新工作都陸續開展。

“今天座談會上的兩名女飛行員，是航海專業救助飛行員的代表，也是創新引進專業人才的結果。”宋家慧說。

據介紹，救撈體制改革后不久就組建了救助飛行隊，當時提出，救助飛行隊最大特點是到海上救助，需要既懂得飛行又懂航海的復合型人才，因此，把海事大學學生培養成為救助飛行員就有諸多優勢。這些學生身體素質相對較好、學術基礎扎實、英語水平較高，更重要的是對海上專業熟悉。基于這些考慮，救撈系統自2003年起就從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選招了多批學生，經過培訓成為救助飛行員。

實踐證明，這條路是正確的，這些飛行員、救助員在救助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部隊特種兵中選招救生船員和直升機救生員，也是一大創舉。自2003年起，招聘的轉業海軍特種兵加入救撈隊伍后，憑借較高的專業水平和身體素質，很好地適應了這兩個挑戰性極高的崗位。

宋家慧說，秉持憂患意識，堅持“四個主動”，不僅夯實了救撈隊伍發展根基，而且總能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充分地體現了救撈隊伍的價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救助飛行隊參與“5·12”汶川特大地震搶險救助行動。

“2008年5月12日，部救撈局班子成員正在上海開會研究有關事項，當天下午汶川就地震了。于是，我們立即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搶險救災上來。”宋家慧回憶道，當時在沒有上級指令的情況下，他們主動提出派出救助直升機參與搶險救災，作為局長的他壓力很大。如果出現問題，先不說承擔事故責任，這種“主動”也可能被人誤解：此舉為了什么?為了個人英雄主義，還是為了宣傳自己?

派出直升機后，他就做好了承擔任何責任的思想準備。其實，派出直升機并不是冒險，之前他們認真聽取了飛行隊意見，救助直升機是在有十足把握、做好充足準備的情況下，才趕赴汶川地震震中的。

實際上，救助飛行隊在救災現場完成了很多其他直升機組無法完成的任務。時任民航西南地區管理局副局長呂爾學感嘆道：“幾乎所有的復雜救助都是救撈直升機完成的!”

宋家慧表示：“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國家發生如此重大災難，作為納稅人供養的一支國家專業飛行隊，不能因為是海上救助飛行隊而“袖手旁觀”。正如時任交通運輸部副部長高宏峰在部救撈局抗震救災總結表彰大會上所說：“如果這次你們沒有派出直升機參與汶川抗震救災，你們將會終身遺憾!”

傳承 把交通救撈做成“百年老店”

這么多年來，救撈系統不僅崇尚憂患文化，更是傳承了“把生的希望送給別人，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的救撈精神。

宋家慧坦言，救撈體制改革之時他的壓力很大，不僅在于改革千頭萬緒，也在于當時有些救撈干部職工甚至上級領導都在找他，希望他把“把生的希望送給別人，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的救撈精神變一變：這符合以人為本原則嗎?能不能把其中的“生”“死”去掉?

“我極力堅持：提出這個并不是盲目地、不顧及自己生命去救助，這是在詮釋一種精神，沒有了‘生’‘死’，救撈精神就沒了精氣神。同時，救撈精神是一種奉獻精神，要求救撈人有隨時迎接挑戰的準備。隨時迎接在狂風巨浪中拯救別人生命的挑戰，這是救撈隊伍生存發展的內在要求，與以人為本理念并不矛盾。”宋家慧說。

他欣慰地表示，多年來救撈系統一直秉持的這種崇高而偉大的精神，不僅支撐和指引了救撈發展，而且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救撈事業。這是值得所有救撈人引以為豪的精神實質。

宋家慧感慨：今天終將成為歷史，歷史又將證明今天是否正確。當時對救助飛行隊提出的“救助第一、安全第一”，也是被歷史證明的原則。

“救助第一、安全第一”，是一種安全救助原則。沒有救助，就沒有這支隊伍存在的必要;沒有安全，就完成不了救助，也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那么，到底哪個第一?這就需要現場人員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正確判斷。這需要智慧，需要膽略，也需要一種強大的責任心。

實踐證明，以救助為中心的“救助第一、安全第一”，讓救助飛行隊實現了安全發展。可見，這種提法也是沒有問題的。

宋家慧說，伴隨我國改革開放，救撈人傳承這樣崇高的精神，在黨和國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時刻出現在現場，用生命和汗水獲得了黨和國家以及社會的高度信任，也獲得無數榮譽。

但是，不能躺在功勞簿上停滯不前，而要傳承救撈文化，發揚救撈精神，堅持救撈的中國特色，不斷捍衛這種榮耀，不斷迎接更新、更嚴峻的挑戰，真正把交通救撈建成“百年老店”，成為我國一支不可替代的海上救助隊伍。

“榮譽屬于過去，奮斗才有未來!”宋家慧由衷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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