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及其賴以依存的港口，不僅從事著貨物、信息、物種的交換，更是不同文明、族群、宗教的交匯之所。特別是自地理大發現以來，全球逐漸連結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和互動共生的網絡。在此過程中，散布在港口地區的“貿易流散社群”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為近代早期貿易流散社群的重要代表，16至18世紀，港口猶太人在新舊大陸之間從事著多層次、多形式、大范圍的洲際交流互鑒。從很大程度上講，港口猶太人及其參與的洲際交流互鑒是一部由海洋聯結的微型全球史。

聯結不同帝國和文明的港口猶太人

美洲的發現為猶太人提供了空前廣闊的舞臺，使之得以廣泛而深入地參與到資本主義和殖民擴張的歷史進程中。這些分布在新舊大陸各大重要港口的猶太人通常被稱為“港口猶太人”。港口猶太人活動的重要港口或島嶼有，歐洲地區(里斯本、塞維利亞、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倫敦、漢堡、阿爾托納等);美洲地區(累西腓、庫拉索、蘇里南、圣尤斯特歇、新阿姆斯特丹、牙買加、巴巴多斯、馬提尼克、瓜德羅普、圣多明各等);西非地區(菲斯、圣多美、佛得角、塞內加爾等);亞洲南部和東部(霍爾木茲、孟買、果阿、馬六甲、馬尼拉、香港、上海等)，這些港口城市幾乎都是當時最具活力的國際經濟中心。

借助分布在各地的同胞，港口猶太人跨越宗教與民族的界限，在洲際之間開展交流活動，充當著不同民族之間“互相交流的媒介”。與近代早期的其他貿易流散社群(亞美尼亞人、胡格諾教徒、海外華人等)相比，港口猶太人的洲際交流活動形成了自身的獨特特點：

首先，分布地域空前廣闊，成為聯結不同帝國和文明的紐帶。以大西洋為中心，港口猶太人的活動范圍涵蓋了近代早期七大最主要的海上強國——威尼斯、奧斯曼、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這些殖民強國之間通常壁壘森嚴，但港口猶太人突破了種種限制，穿梭在各大殖民強國及其殖民地之間，并成功地將它們聯結起來。

其次，以港口為依托主要從事海洋貿易，是當時國際貿易的重要引領者。港口猶太人具有鮮明的海洋特征，除從事傳統的絲綢、黃金、珠寶貿易以外，主要從事殖民地貿易，包括奴隸、蔗糖、煙草、鉆石、珊瑚、香料、獸皮、可可等。這些商品由港口猶太人從美洲等地運至里斯本、波爾圖、馬德拉、亞速爾等地，再進入歐洲各地的消費市場。港口猶太人所從事的海洋貿易，是大西洋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次，港口猶太人是新舊大陸之間貿易和物種交流的首倡者之一。猶太人是美洲的第一批商人，當地的許多制糖廠、種植園都由猶太人創辦和經營。港口猶太人將蔗糖種植引入馬德拉、亞速爾、佛得角群島、圣多美與普林西普等大西洋島嶼，而后又將蔗糖種植引入南美洲，從而開啟了作為大西洋經濟三大支柱之一的蔗糖業。煙草、香草、鉆石等洲際貿易類型的引入，也得益于港口猶太人。

港口猶太人成功參與洲際交流的“秘密”

在沒有國家載體為商業機構及其活動提供保障的情況下，穿梭在各大殖民帝國之間的港口猶太人積極開展洲際交流，在商業上取得成功，建立并維系跨地區的海洋貿易網絡達三個世紀之久。港口猶太人成功參與洲際交流并發揮重要作用，主要得益于自身的諸多優勢條件。

首先，流散社群與生俱來的“跨界”特質。長期的流散生活使猶太人具備較強的社交能力與環境適應力，善于判斷當地的行情，靈活周旋于不同群體之間，充當著本地與外部進行商業交往的中介。

其次，港口猶太人具備突出的語言才能。殖民擴張初期，西方殖民者對美洲以及東方的了解十分有限，亟須探知外部世界的情況。猶太人具有出色的語言能力，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較為廣泛，得以從事翻譯、顧問和航海向導等職業，正好滿足殖民者的需求。

再次，港口猶太人建立的跨地區網絡，是其成功參與洲際交流的關鍵機制。近代早期散居在大西洋兩岸的猶太人雖然數量并不多，但他們通過家族網絡以及在各地的代理人、經紀人，在主要港口建立貿易據點。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寫道：“他們(猶太人)建立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商業網絡，因為他們遍布全球，在落后地區或者不發達地區充當手工業者、店主或者當鋪老板。在主要城市里，他們參與促進這些城市的經濟的勃興和商業的繁榮。”

近代早期猶太思想與歐洲思想的雙向互動

從人口構成上看，活躍在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等各大海域的港口猶太人，多源自伊比利亞半島的塞法爾迪猶太人及其后裔。在1492年西班牙大驅逐的過程中，大批塞法爾迪猶太人進行了空前的人口流動，大部分前往地中海、美洲、西北歐地區，另有一部分進入北非、印度洋等地區。通過頻繁的人口遷移，這些散布在各大海域的港口猶太人，不僅參與了洲際經濟交流，而且推動了近代早期猶太思想與歐洲思想的雙向互動，成為研究近代早期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互鑒的重要案例。

一方面，港口猶太人的出現及其在全球范圍內的活動，得益于近代早期歐洲的特殊環境。地理大發現后，許多歐洲國家高度重視對外貿易和國際聯系，積極招徠從事海外貿易的猶太人前來定居，使猶太人的商業才能得以充分施展。在歐洲統治者看來，擁有雄厚資本實力以及廣泛經濟聯系的猶太人是一股不容忽視的經濟力量。在與歐洲人交往的過程中，港口猶太人汲取了歐洲文明的豐富滋養，促進了猶太社會的現代轉型。

另一方面，港口猶太人以其獨特的國際視野和商業特征參與了近代歐洲思想的塑造，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成長。在大規模的跨地區流動和海洋擴張中，港口猶太人逐漸超越宗教的藩籬，轉而追求現世的成功，由此產生了最早的懷疑主義思想，代表人物有17世紀中葉的世俗思想家烏里爾·達·科斯塔、胡安·德·普拉多和巴魯赫·斯賓諾莎等，他們都是來自葡萄牙隨后定居在荷蘭的港口猶太人。尤其是被稱為“第一個現代猶太人”的斯賓諾莎將懷疑主義精神推向頂點，強調歷史的最高主宰是自然而非上帝，動搖了有神論的根基，推動了懷疑主義和理性主義思想在歐洲社會的發展。此外，港口猶太人運用、改進和推廣了一系列現代經營手段和信用工具(包括代理人制、合伙制、海上保險、匯票等)，不僅使自身的經濟聯系變得積極有效，而且促進了國際貿易的便利化和標準化，助推了資本主義精神在歐洲的生長。

總的來看，港口猶太人既是文明交流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同時又是文明互鑒的實踐者和受益者。重新審視港口猶太人及其參與的洲際交流活動，不僅有助于突破傳統大西洋史和猶太史研究中的歐洲中心論，發掘邊緣少數群體在大西洋世界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理解猶太人與更廣闊的外部世界之間的深刻聯系和廣泛互動，從而為考察人類的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一種不同的歷史視角。

(新媒體責編：xmtq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