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武漢市政府法制辦官網發布《武漢市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暫行規定》。

行政訴訟案件中“民告官不見官”現象長期存在，武漢市擬通過法律途徑進行遏制。

6月13日，武漢市政府法制辦對《武漢市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暫行規定》進行修改，其中明確提出，包括應訴機關年度第一件行政訴訟案件，二審行政訴訟案件等在內的9種特殊情形下，應訴行政機關應由正職負責人出庭。而在其他情形下，行政機關負責人需出庭應訴，即便是“確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時，也需委托本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不得僅委托律師出庭”。在庭審中，出庭人員還需主動參與庭審發言。相關出庭應訴情況，將作為年度考核參考依據。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此前“告官不見官”、“出庭不出聲”的情況長期存在。行政專家指出，武漢市這一規定，直面當前行政訴訟案件中的難點問題，但也需長效化執行，建立追蹤機制，保證效果。

9種情形需“一把手”出庭應訴

6月13日，武漢市政府法制辦通過其官方網站，發布新版《武漢市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暫行規定》(下稱《規定》)，對2015年4月30日發布的舊版《規定》進行修改。修改主要集中在對于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條件、要求以及追責等方面。

新版《規定》中明確，所謂“行政機關”，包括武漢市、區人民政府、政府工作部門和直屬機構，而行政機關負責人，包括行政機關的正職負責人、副職負責人以及其他參與分管的負責人。此外，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的組織負責人出庭應訴，也需參照規定執行。

值得注意的是，武漢市的上述規定中提出，行政訴訟案件“應當由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不過，當“市、區人民政府作為行政訴訟被告”時，市、區人民政府法制機構負責人，可以作為負責人出庭應訴。

不過，上述規定同時要求，涉及9種特殊情況時，應訴行政機關正職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包括應訴機關年度第一件行政訴訟案件;一審敗訴的二審行政訴訟案件;信訪積案當事人尋求司法途徑化解紛爭的案件;重大安全責任事故、重大環境保護等社會影響大的案件;對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決定不服的案件;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提審的案件;重大涉外案件;應當要求應訴機關正職負責人出庭的案件等。

新京報記者從武漢市政府法制辦獲悉，上述9種情形中，當行政機關“一把手”確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可以委托本單位副職負責人出庭應訴。

明確“不得僅委托律師出庭”

除9種特殊情形，需要行政機關“一把手”出庭外，對于其他涉及行政機關的“民告官”案件，武漢市同樣進行明確要求。

新版《規定》中提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應當向法院提交職務證明材料。當“行政機關負責人確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時，也需委托本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不得僅委托律師出庭”。

武漢市政府法制辦一名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政府法制機構負責定期對區域內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情況進行匯總，并報同級政府進行通報。

上述工作人員稱，為保證實施效果，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工作，將納入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考核范圍。本年度有行政訴訟案件的單位，正職負責人出庭應訴不得少于1次。對未按照規定出庭應訴的，將予以處理。

此外，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時，應當積極履行應訴職責，熟悉法律規定、了解案件事實和證據，主動參與庭審發言，配合法院查明案情。如應訴機關正職負責人未按規定出庭應訴的，或應訴機關負責人和工作人員均不出庭、僅委托律師出庭，或者因未依法答辯、舉證、應訴，而導致行政訴訟案件敗訴且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或者嚴重后果的，將由同級政府或監察部門通報批評，并追究相應責任。

新京報記者從武漢市政府法制辦了解到，上述規定的具體制定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的解釋》相關精神。上述規定目前仍在公示期，時長為一周，公示期內均可征求外界意見。文件正式頒布后，將立即在武漢市轄區內施行。

■ 聲音

專家稱應建立“民告官”長效化追蹤機制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行政訴訟中，最常見的情形是“民告官”，在這一類案件中，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應訴，“民告官不見官”的現象，在各地大量存在。各地各級政府應完善考核評價制度，將行政機關涉訴的應對情況，統一納入年度考核中，包括出庭情況、庭上表現等。同時，對于政府機關涉及行政訴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查找原因、理清責任，并通過長效的追責機制，保證實施效果。

汪玉凱表示，武漢市出臺相關法規，不僅對官員出庭提出強制要求，同時要求相關負責人出庭前要做準備，并積極參與庭審，這樣的規定，既是保證行政訴訟法規的實施效果，也體現當前行政訴訟案件中存在的問題，以及政府解決問題的決心。

其同時表示，政府應建立長效化追蹤機制，保障規定的具體實施。長效化的追蹤機制，意味著要將政府機關應對行政訴訟的表現，以制度化的考核形式體現出來，加大法治政府建設宣傳力度，不僅要實行內部考核，還可以探索由當事方對政府機關應訴情況進行評價，“通過健全考核指標，給政府一定的壓力”。汪玉凱說，通過對政府機關出庭應訴的規范，能夠體現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觀念，最終讓“告官見官”成為常態。

■ 鏈接

安康“見官率”：

244起案件僅見1名“一把手”

今年6月10日，陜西省安康鐵路運輸法院發布報告稱，法院當年度共受理行政訴訟類案件244起，其中，“告官不見官”“出庭不出聲”的情況大量存在。

安康鐵路運輸法院負責人稱，244起行政案件中，僅有100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出庭的行政機關負責人中，正職負責人僅1人(某派出所所長)，其余均為副職負責人。此外，還有2件案件，僅委托律師出庭應訴，甚至有部分行政機關基本全年無負責人出庭。

對于不能出庭應訴的原因，安康市鐵路運輸法院稱，行政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多以“工作繁忙、有其他事務需要處理”等非法定事由推脫。

據當地媒體報道，為解決行政案件“立案難”、“審理難”的問題，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曾出臺關于“民告官”的規定，規定從2015年1月起，居民打行政官司，若擔心所在區縣地方保護，可以申請選擇該轄區以外法院審理案件。

深圳提高“見官率”：

加大考評權重形成“硬約束”

深圳當地媒體報道，2017年，深圳市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案件521件，其中，正職負責人出庭應訴113人次，出庭應訴人數位列廣東省第一，全國前列。

在提高“見官率”方面，深圳市政府法制辦聯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進一步提高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案件數量要求，對負責人出庭應訴數量不達標的單位予以扣分，并加大考評分值權重，使之成為“硬約束”。同時在考評指標中增加了正職負責人出庭應訴加分項，鼓勵行政機關正職負責人出庭應訴。

在加強行政機關與法院之間的聯系方面，深圳建立完善聯席會議、行政訴訟案件情況定期通報等各項工作制度。當地還推行“行政應訴責任追究制度”，加大日常督促檢查力度，嚴格落實責任追究制度。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