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來，我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額增加了19%，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增長46%。2016年我國和沿線國家的貿易額達到9539.9億美元，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伴隨“一帶一路”沿線商務升溫的是挑戰也隨即而來，物流、產品軟實力不足等成為“走出去”企業，尤其是商貿流通企業面臨的共同難題。因此，企業需要有針對性地研究當地市場的消費特點，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商業規劃，全面有效地應對挑戰、避免風險。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重點圍繞基礎設施、產業投資、經貿合作、能源資源、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態環境和海上合作等八個方面進行研討交流，擴大了國際合作共識，推進重點領域務實合作，規劃了長遠合作愿景。

北京京商流通戰略研究院院長賴陽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實際上跨國的貿易以及經濟交流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流通產業來承載的，從過去的發展情況來看，以“一帶一路”周邊國家為例，我國流通企業走出去大多是以商貿城的形式，產品比較低端，缺乏品牌力。甚至在一些國家還存在誤解，認為我國制造的產品整體都是比較低端的，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國內有很多消費品、制造品無論是質量還是性價比都非常有優勢，然而目前與國際性的品牌仍然存在比較大的落差，這就需要商貿企業、流通企業從總經銷、總代理上規范自身商業模式，不僅硬件上要促進自身產品走出去，在軟實力上，也要帶動自身品牌、中國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的跨境交流。

據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我國企業已在“一帶一路”沿線20多個國家建設了56個經貿合作區，涉及多個領域，累計投資超過158億美元，入區企業1000多戶，產值506.9億美元，上交東道國稅費10.7億美元，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17.7萬余個，推動了東道國產業升級，為東道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貢獻。2016年受國際市場大環境的影響，在全國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的情況下，我國與沿線國家全年貿易總額達到了6.3萬億人民幣，增長了近0.6%。

談到“一帶一路”給我國商貿流通業帶來的巨大機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原所長任興洲也給出了一組數據：過去十年來，我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額增加了19%，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增長46%。2016年我國和沿線國家的貿易額達到9539.9億美元，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

伴隨“一帶一路”沿線商務升溫的是挑戰也隨即而來。中國商報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發現，物流、產品軟實力不足等成為“走出去”企業，尤其是商貿流通企業面臨的共同難題。

根據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中國物流統計數據顯示，雖然物流總額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但是我國的物流成本仍然比較高，最高時物流費用占GDP的比重達到了18.8%，現在慢慢降低到了14.6%、14.9%，但發達國家大多維持在8%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流通產業研究室主任依邵華認為，目前社會物流成本下降趨勢緩慢，體制性成本居高不下，產業集中度不高，企業服務能力偏弱，附加值比較低，主要以倉儲運輸費用占物流費用比重超過80%，總體來看物流信息化水平不高。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從金融危機開始，逆全球化的聲浪迭起，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給我國出口貿易帶來不利影響，國內流通企業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合作的同時，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也更加復雜。據商務部貿易數據顯示，2016年進出口貿易總額24.3萬億元，下降0.9%，貿易額下降，貨物出口下降趨勢明顯。2017年1月我國貿易順差513.5億美元，下降9.6%。

有企業代表表示，零售企業在拓展海外業務時面臨更多的繁瑣限制，如平臺建設、物流網絡建設、人才建設等政策壁壘。以印度市場為例，其要求零售網點只能在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設立，最低直接投資要達到1億美元，且至少50%應在3年內投資于后端基礎設施，類似問題都嚴重影響著國際商貿流通，也影響了企業進一步“走出去”。

對此，賴陽建言，“走出去”的企業仍需要理性發展，不僅僅是單純地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首先要避免的就是企業戰略目標不明確，如果單純地為了跟熱點，沒有清晰的商業模式，缺乏規劃，已不乏“走出去”企業經營不善、被迫倒閉的情況。其次，流通企業尤其需要對海外市場的風險評估進行綜合調研，避免經營以外的各類風險。最后，就是企業需要有針對性地研究當地市場的消費特點，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商業規劃，使“一帶一路”紅利得到最大釋放，同時能夠全面有效地應對挑戰、規避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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